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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戈辉：您出生在湖北随州的一个小乡村，当年您考上北京大学应该是家里学识最高的人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吧？ 余世存：当然，我有好多文章写过这件事，包括我父亲当时就带着我到村后面的山上去烧纸钱，感谢祖坟冒青烟了。这会让你觉得你活着是有任务的，有使命的，你应该去寻找你的使命，完成它，才不辜负这个家族、这个村、这片地区的一种厚望。 许戈辉：1992年，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一中教书，当时对这份工作满意吗？ 余世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80年代的大学生，在制度安排上是属于国家干部，从我们农村的孩子的角度，就觉得出来应该分机关，应该去吃香的喝辣的。从我自己内心的角度，我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在校园里生活，应该走出校门才好，结果还是进了校园，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点不甘心。在中学教了两年就离职下海，那时的社会氛围也是大家纷纷下海和出国，想要去寻找更大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跳到海里做了两三年，好像也不成。 许戈辉：下海经商了两年之后经朋友介绍，您进入了《战略与管理》杂志，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对您又有怎样的改变？ 余世存：《战略与管理》当时的定位很吸引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办一份什么样的媒体，《战略与管理》的老板觉得社会上文人清议很多，清议误国，用清议来研究治国的这个时代应该过去，会有一个专家治国时代到来，另外他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些硬指标，比如要完成城市化，大半农村人口要从城市转移出来，如何有序进行，还有中国要完成产业升级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专家去做研究分析。我们以前八十年代的知识，是以思想为主，到了九十年代是以问题为主，这个问题意识正好接续了中国的一个治学传统，比如说像明朝末年，顾炎武这些大思想家讲究要“学以致用”，我们在大学学的东西，要拿到社会上来为公众服务，这是《战略与管理》所追求的。在此之前，我只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一个读过诗歌，读过现代派小说，读过一点文艺理论、一点哲学和历史类东西的人，但是在那个时期我的思维一下子就得到了拓展，有了经济学思维、社会学思维、法学思维，我觉得自己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可能变得有点厚度或者更丰富了。 许戈辉：2000年，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您31岁，选择离开了《战略与管理》，为什么？ 余世存：在我成为《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之前，我的前任执行主编是把《战略与管理》做成了一个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杂志，我去了之后，就把它往自由主义这边靠了一下，当时也是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包括我们发的一些文章，有时候也在打擦边球，有些碰线的，就不断地要去挨上面的批评，后来就说是不是调整一下，我觉得我的使命也差不多了，用经济学的术语叫“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我就说那我还在《战略与管理》待着干吗，离开算了，顺便也给老板一个台阶下，就这样退出了《战略与管理》。 许戈辉：那时候对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呢？ 余世存：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还有哪些单位值得我去呢，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没有单位值得我去工作，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那就先别工作，就在家读书，读书的过程中，又开始对各种体制很反感了，那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拒绝进入一切体制，包括反体制的体制，我也不愿意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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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 22: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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