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雨夹雪和昆仑岩两篇文章所做的按语

——为雨夹雪和昆仑岩两篇文章所做的按语

张宏良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州时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为什么没有什么人出来抗争？青年学者雨夹雪（笔名）和部队著名学者昆仑岩（笔名）的文章，深刻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其实，推翻苏共和解体苏联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中国老祖宗反复告诫的“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大肆妖魔化苏共党史、苏联革命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大肆妖魔化列宁和斯大林，大肆镇压爱国人士和爱国力量，最终彻底摧毁了苏联人民的信仰，推翻了共产党领导，解体了苏联国家。

看完文章就会发现，当初苏联发生的恰恰是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只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靠富足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借助于20多年来国际石油天然气涨价的收入，逐步回复了元气，开始重返强国地位。而如果同样情况发生在中国，中华民族将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印第安人。因为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聚集中国掠夺性开采30多年，已经把中国推到了资源和环境濒临崩溃的边缘，根本承受不起俄罗斯那样的金融大洗劫。苏联解体后，国内官僚富豪将国有资产瓜分净尽，美国等西方金融资本乘机对俄罗斯实行金融大洗劫，卢布从0.86卢布兑1美元，最低曾经跌倒8千卢布兑1美元，一般家庭的十几万存款变成了十几元，所有老头老太太的养老金被洗劫一空，全体俄罗斯民众欲哭无泪、绝望哀嚎，如果不是依靠卖不完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恐怕俄罗斯这个民族早已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因为俄罗斯人民发现上了大当吃了大亏，才联合起来奋力锄奸，把爱国主义总统普京推上变相终身制地位。

这就是当今俄罗斯当今俄罗斯上千个政党拥有无数主张，唯独没有一个卖国主义主张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媒体铺天盖地，唯独没有中国南方报系、炎黄春秋那种媒体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五花八门，唯独没有中国公知这种“汉奸文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民众一致要求议会出台《叛国罪法》以及一系列惩办卖国贼法律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全国从上到下发起锄奸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全国人民仍然拥护锄奸队海外锄奸的根本原因；就是普京把俄罗斯首富大老虎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全国人民一片欢呼的根本原因……因为俄罗斯人民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坑得太惨了，财富被洗劫一空，人口数量骤减，人均寿命下降，大批的俄罗斯妇女远赴西方卖淫，被美国敲着脑门教训要象中国不能武力收复台湾那样，绝不能武力收复车臣，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流亡30多年回到祖国后，看到如此惨况不禁放声大哭，后悔自己30多年的反共言行被西方利用，90岁的老人直到逝世，都在控诉美国等西方国家借自由民主犯下的种种罪行。亿万俄罗斯青年记住了索尔仁尼琴的控诉，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纳什”青年近卫军，高喊“用拳头保卫俄罗斯”的响亮口号，上天入地搜寻“汉奸”，无情打击卖国主义，紧紧团结在普京周围，把俄罗斯变成了爱国主义家园。

反观当今中国，虽然苏联解体的悲剧正在中国重演，但是俄罗斯回归爱国主义的历史同样也在中国上演，只要中国爱国主义力量抢在卖国主义力量前面，中国就一定能够避免苏联解体悲剧，成为比当今俄罗斯更加强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了，习总书记也行动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该行动起来了，祖国在等待着你们！

雨夹雪

一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为什么苏联 “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为苏共出来抗争呢?这个问题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也就是一句话：因为苏联几十年如一日的推行“非斯大林化”，“男儿”都在 监狱里关着呢。用曾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的话说就是：“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①

具体说来，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把大批信仰共产主义、肯为苏共出来抗争的人打成“斯大林分子”并加以种种迫害，甚至用地摊文学诬蔑这些人：苏联 的忠诚保卫者贝利亚，被说成“最喜欢幼女，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伏罗希洛夫元帅，被说成“收取巨额贿赂”;曾和列宁并肩战斗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被说成“企图杀几十万人重整红色江山”……赫鲁晓夫在积极为形形色色的“反斯大林斗士”平反的同时，把一大批“斯大林分子”关进集中 营(中国当时估计有三四百万)。这些人虽然想为苏共出来抗争，苏共也得先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啊!

很多中国“学者”把勃列日涅夫说成“斯大林分子”，然而这些“学者”忽视了许多起码的事实：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为一个“斯大林分子”平反却 仍然不断为“反斯大林斗士”平反，如著名“反斯大林斗士”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就是在1966年被平反的。勃列日涅夫提出对斯大林要以苏共中央 1956年6月30日的历史决议为依据，“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②这貌似公平其实却极不公平，因为一方面1956年6月30日的历史决议本身就是一 个“非斯大林化”的决议，另一方面“抹黑斯大林”的作品仍然可以在西方发表，作者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等奖励和巨额收入，而“粉饰斯大林”的作品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表。于是到70年代，“斯大林分子”的声音消失了。

勃列日涅夫后期，随着“非斯大林化”的深入，苏联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1978年的伦理学讨论会上，苏联“学者”一致认为人道主义是伦理学的最高价值，没有一位“学者”赞成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1978年的古代史讨论会上，苏联“学者”一致同意美国人的行政权力膨胀导致国家产生的“酋邦理论”，没有一位“学者”赞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导致国家产生的观点……

“非斯大林化”甚至遍及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俄罗斯人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赫鲁晓夫之前的所有思想都被驳斥，其中包括反对崇拜西方的思想。” 苏联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充斥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例如，苏联国产天然气管道的价格比德国管道低得多，甚至比德国管道性能优越。“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购买德国管道呢?订购部一位副部长的话给出了直接的答案:‘如果德国生产的燃气管道出了事故，那所有人都会说，我们选的是最好的钢管，但还是出事故了。如果是伏尔加钢管厂生产的燃气管道出了事故，那我们就会被质问，为什么不订购德国的产品。’”③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非斯大林化”自然而然的出现了高潮，即把所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事物统统列为必须消灭的对象：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电影列为禁片，理由是这些电影歌颂了斯大林，而改革和言论自由必须以禁止“斯大林分子”的言论为前提。1988年，安德烈耶娃发表了著名的《我不能放弃原则》，强调“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原则是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放弃的。”80%的读者表示赞成安 德烈耶娃的观点。然而戈尔巴乔夫却亲自开展了对安德烈耶娃的全国大批判，甚至提出了“揪出安德烈耶娃背后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口号……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 “非斯大林化”，“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二

然而，如果仅仅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集团打着“改革”、“非斯大林化”幌子进行的叛卖却又是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④

在苏共垮台前夕的1991年夏天，美国的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两个民意测验，对象分别是普通民众和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结果显示83%的普通民众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而76.7%的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则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⑤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几十万“精英”就战胜了几亿民众，彻底完成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化。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是，希望坚持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并没有认清应实行资本主义的苏共高层“精英”的真面目：开始时大多数民众紧跟戈尔巴乔夫推行“伟大的改革”，对戈尔巴乔夫失望后不少人又认为或许叶利钦集团掌权会更好，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狗咬狗，我们看热闹就可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叶利钦的和主张看热闹的还互相混战……就这样，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仿佛成了18世纪的印度：“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利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利被马拉特人 打倒,马拉特人的权利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 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⑥得到西方支持的叶利钦集团最终胜出。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让民众遭受了空前浩劫：上千万人失业，数百万妇女被迫卖淫，人均肉类消费量下降一半，人均寿命下降四岁……而掌握着高层权力的“精英”除了戈尔巴乔夫等少数倒霉蛋，大多数不仅继续掌握着权力，还通过私有化攫取了巨额财富。这不禁让人感慨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高明：阶级利益决定阶级立场。普通民众支持社会主义和高层“精英”支持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利益决定的。只有打倒苏共，苏共高层“精英”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看似荒谬，实则非常合理。

遗憾的是，苏联大多数民众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认为“连苏共高层‘精英’都反对苏共，我还为苏共出来抗争干什么?”少数有见识的人想要站出来，却被骂为“保皇派”、“神经病”、“戈尔巴乔夫的走狗”(其中带头把想为苏共出来抗争的人骂为“戈尔巴乔夫的走狗”的人往往是苏共高层“精英”安排的)…… 于是，“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急剧滑坡和叶利钦炮打白宫之后，人们才幡然醒悟——原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并不是灾难的结束，而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苏修叛徒集团”，把党和国家领导权夺回来，而不是打倒苏共更不是打倒苏联。⑦ 可惜的是，“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并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很好的区分“苏修叛徒集团”和苏共，或冷眼旁观，或和叛徒们一起“推 墙”，最终使得叛徒们“在苏共(实为“苏修叛徒集团”)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换装术”得以顺利实现，酿成了悲剧。

作者：昆仑岩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期间，昭聋发聩地指出：尽管有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仍然必须记取前苏联的深刻教训。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重大警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老话正在我们身边验证。

（一）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一是计划经济走不通，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二是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一旦给人民民主和自由，人民就要求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观点，在改革以来的中国，被一些有名堂的人物私下和公开不竭鼓吹，不但让人耳熟能详信谎为真，甚至在十八大之前大有主导与论、立变不殆之势。其实，身为美国学者的大卫早就直言：上述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不符合实际。

对苏联经济怎么看?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指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1928年建立，到1975年大约50年间，不管用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证明这 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做不到。从 1975至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非像西方所说的“早在八十年代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

苏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吗?大卫指出，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美国一个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二）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这是大卫研究的结论。他指出，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对掌握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做过一次调查，结果与人民意愿的测试完全相反：只有大约9.6%的 人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而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 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一点，值得中国特别重视。

党内掌握重要职权、为自己既得利益而奋斗的官员与社会知识分子中主张西化的头面人物组成所谓的“精英”联盟，以改革之名，自上而下地走复辟变天之路，这样的情况不正在中国发生着吗？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条件进行那种能真实反映当今中国党政要员政治倾向的调查，但是，通过各类场合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卖国着称、受美国资助、以“中共的掘墓人”为使命的所谓自由派学者及其研究机构，长期得到上层保护，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在华线人名单更是触目惊心，那么多党政高官和大牌学者赫然在目，奸贼当道根深蔓广，国家安全危如累卵!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都在干什么?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中央党校召开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皇甫平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

“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摸不到石头就要学会游泳了，不要再想着石头 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不少同志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国外，留下自己一个人，为了什么?这么大的牺牲精神，就只求留个种?何必不追求一家天伦团圆?何必不求长坐在自家江山上?布什他爹是布什，安倍老爸叫安倍， 多坐几代人嘛，坐上坐不上也不死人嘛。蒋经国的子孙也比我们的子孙要安全些嘛。陈水扁贪腐被关起来了，可是我看他和他那一家人，都比我们很多干部及其家人要更安全些，更要自由些。何必呢?”“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大胆推进司法独立”，“只要有了法治作底线保障，只会比现在更安全、更自由”。“手上的核武器那么多，还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在台下时比在台上时还安全些。官也好，民也好，没人对他怎么样嘛。” “克林顿在办公室和莱温斯基的绯闻报出来后，无非也就是大大方方道个歉，他和民主党也都无伤大雅。”而“我们现在要是县委书记出个这种破事，……就是立马丢官，彻底搞臭，纪委再一查，怕就要丢命，全家搞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 ”这不就是一篇活脱脱的“宪政”变天动员吗?恐怕讲到不少党政高官的心里去了，更令人遗憾和痛苦的是，没有听说当场有一个站起来反驳的。联想到习总书记所讲，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不正在中共内部预演吗？！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执政党领导者们的理想信念崩溃和人生观价值观转变，是他们运用权力不顾一切为改变社会制度开路的思想基础。正如大卫所述，七十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革命者组成，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 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对照之下，当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状况岌岌可危的程度，决不逊于前苏。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由“精英联盟”主导、主流媒体操控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出现公然违反宪法、挑战国基，助长去党化、去马列毛化、去社会主义化、去爱国主义化，甚至企图脱离、取消和胁迫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且不说十八大前主张推进经济私有化、反对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帜与论的鼓噪甚嚣尘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代表人民意志，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根基不能丢，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强调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来自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系列切中时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这个长期以集中统一著称的政党领导集团乃至官方主流媒体中竟然几乎听不到什么态度鲜明的积极回应，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视、封杀、片面取舍和扭曲宣传，与人民群众盼得春雨般的欣慰和拥护形成了明显落差。

一些党政官员和主流媒体还在顽固地吹自己的号、唱十八大前的调，只愿讲改革必要，不愿谈改革方向， 连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热衷高喊“宁要有风险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片面口号，甚至有人还在咬牙切齿地叫嚣，改革必须“攻坚”，要“杀开一条血路”。 “杀血路”这种话简直比“文革”还厉害，真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名言，只要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就连杀人屠血的胆气都来了!试问，在中国已搞了三 十多年改革开放、已公开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加入WTO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成员的今天，在改革的所谓“红利”分配已极度失衡、人民呼唤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对象，还要再攻哪个坚，杀谁的血，开什么路?

其实，苏联解体的结果完全说明问题。大卫指出，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 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顺便澄清一下，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不争论”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可是中国的这些“精英”们偷梁换柱、断章取义，不讲前提地把“不争论”绝对化，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固然，实行改革这个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经得起实践检验，但不等于以改革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这正是“精英”改革对人民改革的反动。

（三）

所幸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新一届中央最高领导接班人的正确选择，并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再次宣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方向。习总书记履新后的一系列言行表现，让人民欢欣鼓舞，让图谋变天者失望愤然。由此可期，国内外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中共新生代领导身上的幻想将再度破灭，给中国人民赢得新的十年江山稳固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当然这个期间斗争还会异常激烈和复杂，而且他们还会再把希望放在、工作做在中共更年轻的一代身 上，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后面。

从当前重点看，要接受苏联教训，从党的领导干部抓起，从意识形态斗争抓起，从政治权力运用抓起，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和扭转历史覆辙的重蹈。

一、应对执政和改革挑战，坚决有力地整党清党，确保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应当尽快针对执政和改革考验，在党章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制定共产党领导干部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具备的思想政治标准，细化明确应对各类现实诱惑挑战必须严守的模范行为准则和政策纪律底线。据此，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自上而下地进行一次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组织上的全面整党清党，端正党风，严 肃党纪。对不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决处理，特别是要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信仰、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忠诚的政治叛逆分子和贪腐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

二、切实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坚决批判错误思想观点，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正如大卫指出，西方宣称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靠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把苏联经济拖垮了，其实这只是里根政府的自我炫耀。美国资料显示，八十年代苏联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五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应该说，对苏联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他们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

无独有偶，在近年中国改革中那些“精英”们拼命鼓吹“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蓝图，不过也就是已被世界金融危机宣告破产的西方“新自由主 义”理论和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黄宗智惊讶地发现，中国高校“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其实，这些年在美国对华思想渗透和资本控制下，从中国的政界、理论界、教育界，到各类媒体舆论，几乎都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一边倒”的宣传阵地。最近甚至发生了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广东某官方报刊闹独立、公然向党中央叫板的严重事件。

凡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做舆论准备。苏联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直面兵不血刃的意识形态残杀，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理论根基，一路否定下去，势必就要搞乱党的思想，搞垮党的组织，最终取消党的领导，摧毁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没有灵魂的党，再老再大，也必成虚散腐烂之躯，落到党乱国毁无男儿的境地。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必须理直气壮地批驳各种错误的或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点，揭示其伪科学性、局限性和严重危害性，坚决反对、防范和制止以改革之名行变天之实，搞全盘西化及其附庸化。要加强党对各种社会媒体和社会舆情的掌握和引导。坚持党办新闻、管舆论，新华社及其分社，各级党的机关报、刊、网，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等，凡属代表党和国家喉舌的主要新闻媒体，必须统归党的宣传部门直接管理，重要新闻宣传和重要敏感舆情要由党的主要领导亲自抓。加强新闻媒体出版单位的党组织建设，选准配强主要领导干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定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格依法管控，决不能让新闻媒体成为个人、金钱或敌黑势力任意操控的工具。

三、强化人民主权，完善人民民主决定、管理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政治制度，确保民主政治不被“精英”政治所取代和挟持。为什么在苏联，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党内“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而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向 资本主义道路?诚如大卫分析，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虽然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一个由少数 “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 广大人民群众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扞卫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针对苏联党的演变，在中国毛泽东曾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想探索一种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防止和纠正中央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其后，中国进入的改革时代并非风平浪静，如果不是有苏联解体的现实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走不到今天。社会主义在经历痛苦的磨难后，需要理智地总结经验教训，搞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大乱”不行，搞少数“精英”的“天下大治”靠不住，只有充分依靠人民民主法制的力量治理国家，才是扞卫、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唯一正确可靠的选择。

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应重点强化人民主权，真正落实人民直接参与决定、管理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权利，从根本上改变用 “精英”政治代替民主政治的状况。人民群众是天然的社会主义派，是坚持、巩固、加强和扞卫社会主义的可靠支柱，也是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力军。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人民主义。改革只有始终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办事，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国家权力只有真正在人民手中，才能不被人操纵走邪路。紧紧地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支持和监督下，自觉荡涤身上污浊，真心实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变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摧不垮，必将以美好形象和强大生命力展现于世界。

(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