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7日,随县北部天河口发生了一起惊天大奇事,当地老百姓拿着土铳、标枪、农具等捣毁了国民党地方部队“鄂豫边区游击挺进总指挥部”,杀死官兵20多人,活捉总指挥何章海等50余人,史称“天河口民变”。 1944年,抗战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随北桐柏山区设立鄂豫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派第三十军参谋长鲁崇义为总指挥,设指挥部于随县天河口.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并不像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随时在给日伪军沉重有力的打击,相反的,是旨在防止共产党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鲁崇义任职未及一年就辞去它就了,其继任长官部何海章为总指挥。他到任后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成为天河口民变的起因。 鄂豫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组织,和正规军的师部差不多,有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军法、秘书各处,管两个大队,一个特务连。第一大队人枪齐全。第二大队编制不足。何海章到任后,总指挥部驻在随县草店。草店是私货和食盐大量进出的重要口子,他就把特务连装备较好的一个排。派驻草店,保护私货的贩运。经常派有成百的民工,紧张地昼夜为他轮番运输,疯狂敛财。 随枣走廊一带,多为丘陵地,森林已采伐无遗。何海章为建造兵房,派民工到很运的地方去采伐木材。冬天到来,同样派民工到几百里外的地方去烧炭,运回指挥部取暖。他所派征的木材、木炭,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的很多倍,多余的就转化为私人的财产。当地的妇女也经常被征去指挥部缝军衣做布鞋,有人请求拿回家去做,或早去晚归,好照顾家务和小孩,也不得允许,一去就是时天半月,才得回家。其中稍有姿色的,遭奸污回家后,心怀羞愤,甚至有自杀的。譬如指挥部的主任副官何坤养了一百多只鸭子,却每天要附近乡民送粪蛆四五担作饲料,少了就被打骂。而一切劳动还都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当地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1944年春夏间,地方久旱不雨,河流枯竭,秧田龟裂,种子撒不下去。人民到处寻水源、挖地井、肩挑背负来播种,仍不能解决栽秧的问题。日复一日,旱象益加严重。但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对人民的奴役仍没有丝毫放松,苛捐杂税照样如故,这就使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端尖锐的高峰。还有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诈勒索,逼得鄂北、豫南人民喘不过气来。 官逼民反,七月间,人民群众的怒火燃烧起来了。几十人、几百人,拿起锄头、镰刀、斧头、棍棒、土枪、梭镖,揭竿而起,先聚集在桐柏山南的四十里冲一小学祭旗后,由一个叫王川的小学教师组织了七千余农民,齐向天河口总指挥部和第一大队进攻。七月十七日这天,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海章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坤等十多名官兵披民众当场处决!声势雄壮反抗,使第一大队猝不及防,在人民进攻时吓慌了,稍事抵抗,即全部放下武器。但何海章在拘禁中行贿得脱。 何海章逃脱后,反捏词向第五战区长官部诬告,说成天河口农民受共产党鼓惑煽动,聚众作乱,袭击总指挥部,劫夺第一大队和特务连枪械,杀死杀伤官兵数时人,目无法纪,并申请速派大军剿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宗仁闻知鄂北生民变后,立即命令第六十九军第二十八师和刘汝珍的六十八军一部前往镇压,第二十八师在桐柏山区大肆屠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鄂北、豫南总数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 这种大屠杀激起了湖北人民无比的愤怒,省县参议会联合驻渝参政员向参政会,军委会、监察院、军政部控告李宗仁、刘汝珍“身拥重兵,抗保日则畏缩不前,杀良民则妄逞淫威,任意诛戮,死者逾万,伤者倍之,烧毁民房数千间,财产损失亿万元以上。请即彻查严办,以申国法而睁纪纲”。军委会为势所迫,不得不电令李宗仁,迅将事变经过查明申复。李、刘的复查,全是根据何海章和随县县长孙凤鸣的报告,所不同的是,李对死难和受伤者表示悼念,派员慰问抚恤。湖北人民认为不能以伪善来冲淡其滔天罪恶,抵着追控。 在9月初,时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给国民党陆军上将金汉鼎电报。令其带领第二军纪巡查团派员调查见复。其又委派书记袁文玉前去调查。经过二十多天,他将失败起因和人民受害的实际情况寄复,接着。蒋介石又电令金汉鼎亲自去调查。其商得李宗仁同意,派他的一位高参乔叙五同行。带着干事、调查员各二名,宪兵八人组成调查组到随县、枣阳等地调查,这十二人化装分途向遭受烧杀洗劫的各个村庄访问调查,并约定完成任务后,到随北天河口聚会。 对于这次调查总指挥部却想着法子加以阻挠。在金汉鼎和乔叙到达天河口时,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古庙中,派副官一人,士兵八人,住在其住处门口,形同监视。连入厕也派人随身“保护”。时经半月,各路调查工作人员已陆续回到天河口。这才使这位参谋长感到惊讶失望,这是他包围、封锁计划失败的原因反映。这次的调查工作,是在前次袁文玉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 天河口事变的起因,经过国民党的调查组调查整个事件已清晰无误:此次事件不是受于谁的鼓惑煽动(曾有人说是受日冠御用的一贯道挑起的)。是劳动大众被国民党军队逼得走投无路,不能再活下去,自发地向奴役、压迫、剥削、污辱他们的统治者起而反抗;这种行动,纯是出于正义的自卫。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要反对内外一切的敌人,不得不作誓死的反抗。他们既无组织、训练和武器,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凭义愤,手持土枪、梭标、斧头、镰刀、锄头、扁担和棍棒,当然挡不住武装齐备、有组织训练的反动军队的反击,因此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被杀死的有二百九十多人,伤的五百以上,被烧房屋七百多间,肥壮的牲畜被牵走,家禽被吃光,财产损失达亿万之多。受害的村庄,门窗桌椅都被破坏,随处可以看见新棺放于路旁和田头,因亲人逃亡未归,无人掩埋。 ===这还只是国民党内部的调查报告,其真实情况或许比此更为惨烈!正如一位老大爷所讲“从太平天国以来,随北地方受祸从未有如此之烈的。”比起日本人来,中国军队对自己百姓的残害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在湖北,曾有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由此可见,当时政府对老百姓的奴役是何等的凶残! 这些调查材料经金汉鼎缮写两份,一份报军委会,一份给乔叙五高参向李宗仁作汇报,使其知道天河口事变和以后大屠杀应归谁负责。但在战乱时期和腐败的国民政府中,又有谁能为天河口事变和以后大屠杀付应有的责任?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压民众的最大惨案。但是,不畏强暴的鄂北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的屠杀所吓倒,他们埋葬了乡亲的尸体,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七月底鄂北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索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活动于鄂北四望店、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抗日救国、保境安民的斗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该忘记“天河口民变”事件,应该为反抗奴役的乡亲们树碑立传,应该为大屠杀死难的乡亲们举行悼念,这样既可以时刻警醒执政者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可以让我辈和后代明白和平安定的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