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在中国教育史上绝非平常的一年， “深化改革”挂帆而起，四中全会带来了依法治教的东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与四个配套“意见”一起构成“新高考”的基石；职业教育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这块中国教育的短板有望成为支撑教育发展的“半边天”……　　除了这些已经见到的，以及可以预见到的改革红利，当前我们依然面临很多困惑与纠结。“择校热”叩问教育均衡；“性侵”触及师德红线；校车事故让我们痛彻心扉；5000万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让我们魂牵梦萦……
　　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教育公平、教育创新成为新常态，渴望技术进步给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期待以开放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前行。“致2015中国教育”系列评论将与你分享中国教育发展的智慧。
　　以开放促改革，是我们在探讨如何变革教育时，对于高等教育改革路径的一种认识。由“钱学森之问”开启的高等教育之问被视为是一个“天问”，高等学校的主要问题在于严重的行政化、官本位价值。高等学校的管理权限在教育部和省级政府，校长书记通常是按照官员模式任命“空降”的，他们对学校的责任和使命往往缺乏内在的情感联系。老师被行政化的管理指标所驱使，捆绑在“计划学术”、教育GDP的战车上，无暇顾及学生和教学改革，高等学校的教学和课堂一成不变、沉闷死板。作为一个比较，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尽管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依旧，人民群众多有不满；但中小学的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教育改革已经丰富多彩，正在呈现活泼的生机。
　　缺乏内在改革动力的高等学校，需要探索有效的改革路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借鉴。体量巨大、自我革命乏力的国企是如何改革的？那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竞争，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后纳入WTO的新的游戏规则。应当看到，发展、改革、开放是评价教育变革的三个相互独立的维度。近30年来，显而易见，发展的成效最大，改革其次，而开放的步伐最小。因此，在2010年颁布的《规划纲要》单列一章，提出“扩大教育开放”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已经出现了开放促改革的实例。前些年开放香港地区的大学在内地招生，虽然只有区区数百人的名额，但由于学生有了选择权，高校之间产生了竞争，有效地改变了北大、清华“朝南坐”的姿态，采取增加奖学金等优惠条件以吸引优秀学生。一批“洋大学”落户，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如珠海联合国际学院实行的全人教育、西交利物浦大学实行的培养世界公民的教育，其培养的学生质量之高，受用人单位的欢迎，都是十分具有认识价值的。最近几年，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之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进入中国，包括新开张的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等等，也包括一些著名的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机构，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将会逐渐显示出来。
　　改革大学教学模式的另一个探索，是本科工程教育改革争取获得《华盛顿协议》的认证，中国已经成为这一协议的预备成员；同时，正在争取加入高职层面针对“工程技术专家”认证的《悉尼协议》。
　　但是，教育开放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教育不仅需要对外开放，也需要对内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核心思想，是进一步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任务，要求实行管办评分离、通过委托管理、购买服务、开展第三方评价，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在政府“不差钱”之后，特别需要警惕和改变政府包揽教育，包办教育的思路。今天强调开放教育，解放教育生产力，既具有“拾遗补缺”的传统功能，更重要的是满足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选择性功能。一方面，在很多沿海地区，民办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主要渠道，农村亟待发展普惠性的廉价的民办园；与此同时，许多家长不满千校一面、压迫儿童的“应试教育”，进行教育自助，出现“在家上学”以及家长自组织的“小微学校”、“小微幼儿园”的探索，囿于现行的教育法规和政策，它们尚未能合法化。如同经济领域的小微企业那样，这些小微教育机构将是青年人开展教育创业、解决就业的一种选择，大量的小微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将成为教育创新最重要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