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朋友相聚游戏大战，间隙喝杯咖啡，品尝点心，在沙发上谈笑。在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的一家网咖店，周日的午后显得格外舒适。
　　据店主介绍，现在店面一改往日“乌烟瘴气”的形象，进行上网、游戏、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虽然成本增加，但是对网迷的吸引更大，生意已经慢慢走上轨道。
　　教工路网咖店的转型升级，是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浙江省文化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章建军表示，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国有文艺院团、经营性文化单位、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政府职能转变五个大改革方面。也将根据时代要求调整改进，如以后对网吧等设置门槛的同时，也会在各地逐步放开，鼓励网咖等多元化经营，用市场机制去调节，提高其品牌意识。
　　“文化体制改革，就是释放文化的市场活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整合资源，激发创造性，实现文化创新。提升国有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使文化作品走向市场，更好的惠及大众。”章建军说到。
　　改革激发活力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12月20日晚，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下简称“浙歌”)青年演员刘福洋一袭白衣，在“断桥残雪”的映衬下旋转、跳跃，单脚旋转20圈……其舞蹈剧《释·江南》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上演，现场近两千名观众热情欢呼。
　　《释·江南》作为浙歌文化体制改革4年来的又一文化作品，不仅又一次赢得票房佳绩，更是赢得口碑。
　　“2010年，浙歌作为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中文艺院团改革的重要一员，开始打破铁饭碗，走向市场。4年的转企改制，不仅激发了演员的创新创作，在作品方面也愈加精益求精，达到雅俗共赏。”谈起浙歌改制以来的变化，浙歌舞蹈团团长、《释·江南》主创刘福洋心情愉悦。
　　国有文艺院团作为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效渐显。
　　据统计，2013年，浙江歌舞剧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话剧团三家率先改制的有限公司共推出20部优秀的商演作品。
　　2014年，浙江文化院团改革成效持续现好。截止2014年8月，浙江省属8家院团，演出场次达1684场，收获2270.41万票房，8月份既完成全年84%左右目标。
　　作为亲历者，浙歌副总经理严圣民表示，改制以来根据演出业务等标准发放工资，与过去拿“死”工资不同，演员的收入大有改观，多劳多得，大大激发了演员的积极性，文艺作品更为精妙。
　　国有院团改革激发了“人”的创新创作，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亦将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列入重点任务。
　　据了解，浙江省2013年开始设立舞台艺术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针对省属院团青年领军人才进行重点扶持，第一批有三位拔尖人才培养对象，舞蹈领域的青年舞蹈家刘福洋也是其中之一。
　　章建军也介绍，浙江省在创新文化人才培养机制上下了很大功夫。浙江注重人才教育体系的建设，培养“传承人”的概念，培养高中青人才梯队，如浙江艺术学院，专门培养人才，与昆剧团合作，已经培养了50位“代”字辈传承人。也有编剧扶持计划、高级培修班的设置。
　　“改制后的文艺院团很快地融入市场当中，正是受到自负盈亏的‘刺激’，生产适应市场所需要的文化产品进行转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系主任范柏乃对浙江文艺院团的市场化之路加以肯定。
　　除却国有文艺院团的成功转型，浙江文化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不仅是浙江改制的重要内容，在全国也都颇具典型意义。
　　“现在浙江设立温州图书馆、嘉兴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6家改革试点单位，推进“政事公开，管办分离”，提高工作效益，更进一步惠及百姓阅读。”章建军说到。
　　据了解，作为先行者的温州图书馆，理事会已经成为“当家人”。理事会对该馆各项工作事务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监督权、选举权等各项权利。
　　同时，温州图书馆的工作计划、财务预算、领导班子人选、薪酬分配方案、重大项目等都需要理事会表决并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理事通过方可实施。
　　公共文化建设持续深入 民众亲享文化
　　“一点也不亚于大城市嘞！”62岁的村民陈老伯原来在上海经商，几年前刚回到老家浙江省绍兴市东关街道担山村，家乡的巨大变化让他欣喜不已，而文化礼堂则是他的最爱。现在陈大伯天天都往文化礼堂跑，老年舞、健身操、看大戏，一样不落。
　　陈大伯喜爱的文化礼堂正是浙江省公共文化下乡惠民的重要一部分。
　　据统计，在公共文化建设上，2013年，浙江省共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337家，文化馆102个、公共图书馆98个，村级文化活动室覆盖率达97.8%，基本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
　　同时，浙江省文化系统共送戏下乡1.93万场次，送书242万册次，送讲座展览4941场次；开展文化走亲1100场次。
　　浙江省各级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不仅“送文化”，且送老百姓想要的文化。
　　“从政府主导到“百姓点餐”，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让公共文化覆盖乡村，让广大的农村百姓也享受文化熏陶，丰富精神生活。”章建军表示，浙江还将持续深入推进文化进村。
　　2014年，在改革创新方面，浙江省持续加大力度，推进43个改革项目，推出《浙江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浙江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举措及工作项目》，将制度政策健全。
　　在这其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成为重点，文化惠民工作日益被重视。
　　自2004年开始，浙江在全国率先分批实行了博物馆、图书馆常年免费开放，文化设施、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杭州图书馆“十年不拒乞丐，唯一的要求就是洗手”更是成为美谈。
　　记者来到杭州市民中心的杭州图书馆(新馆)。在位于二楼的音乐图书馆内，有不少民工、拾荒者模样的读者，正在此听歌休息，接受政府提供的公众服务。
　　公共文化建设持续深入，民众亲享文化熏陶，这其中离不开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
　　“原来文化厅都没有政策法规处这个部门的，自己现在管的部门也减少了一部分，但是工作还是不能放松。权力下放，在规范运行的基础上，省级部门也会对地方进行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更好地保证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效率。”作为当事人的章建军说到。
　　据了解，浙江省政府职能转变，主要在于简政放权、建立权力清单等，文化厅省级保留的行政权力从已109项减到现在的25项。
　　范柏乃认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民众享受到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这远比政府用自己有限的力量来做更有效率，也更对民众的胃口。政府要简政放权，通过相关政策对社会文化组织鼓励、规范和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运营水平。
　　民企发力 文化市场锦上贴花
　　“浙江文化体制改革走在前列，跟浙江不断创新、突破有关；浙江虽然资源少，但是思想观念还是超前的，有创新创造的勇气。”谈起文化体制改革为何能在浙江不断创造新成绩，章建军对“浙江人”这个概念满含信心与希望。
　　民企与民资活跃的浙江，在文化产业及市场的发展上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蓝海已日渐清晰。
　　目前，浙江省共成功举办了9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和10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第9届义乌文交会，文化产品的交易额达49.1亿元，相比去年大幅提升。
　　浙江省政府也推动和鼓励民资进入文化市场，促进民办文化的发展。如民营文艺团队千人培训活动，全省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营博物馆，分享资源，促进民营体系的管理更规范。浙江文化市场呈现出日益多元与丰富的前景。
　　“但是民资目前还没有完全放开，涉及到文化是国家软实力，需要精品文化等因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国有与民办关系，市场与政府作用关系等都在适时调整，以更好地促进文化市场大发展。”章建军说到。
　　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中小微文化企业的发展在浙江杭州颇具典型，新兴文化产业在这片土地上发酵。
　　3天，2.2亿票房；首周票房2.84亿元。作为一部文艺片，9580万的首日票房，《后会无期》刷新国产文艺片纪录。同时，电影拍摄地浙江省舟山普陀和东极岛就此游客爆满，一举成名。
　　刨开导演韩寒与众明星演员不说，《后会无期》成功的背后是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其出品公司亦是新兴民营文创企业——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路金波表示，果麦作为民营文化公司能发展壮大第一在于团队，第二在于版权。果麦选择杭州作为总部，原因之一便是杭州人杰地灵，文人雅士汇集，拥有文化创造及生存的环境及政策，文化市场潜力非常大。
　　而作为果麦背后资本的运作者，经纬创投知名投资人胡海清对未来民营文化的发展亦充满信心。
　　“纸质书出版是文创产业企业的第一步，电子书、影视文化等延伸丰富整个产业，未来还会延伸线上线下。内容为王，有核心版权、团队出色的文化产品公司就能出彩，成为一个综合的有影响力的品牌。”胡海清表明其投资要求。
　　“个人认为现在文化市场要起来。文化是一种刚性需求，市场其实一直存在，只是没有很好的产业化，未来这一方面潜力巨大。而杭州的氛围及人才储备也非常好，文创产业具有良好前景。”胡海清说到。
　　风起钱塘。改革“激活”了浙江的文化事业，浙江则创造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浙江范本”。
　　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表示，“近年来，在浙江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组织创作生产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浙江文艺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