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1日，习远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文章《父亲往事》，文中写道：“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习远平感叹，在父亲眼里，这树何止是南国榕树啊，那分明就是北方梢林！就是陕甘高原那密密匝匝、漫坡遍野、遮天蔽日、铜墙铁壁、脊有担当、愈挫愈勇、与大地同在的梢林……今天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1周年，习远平再次回忆起在中国青年报提及的这些往事。中青在线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文章，从昔日烽火连天的北方，到激情澎湃的南国，让我们和作者一起，穿越历史的烟云，一起走进那片秋意阑珊的美丽梢林。

秋天的梢林，美丽得让人留连。

“梢林”——之于中国黄土高原上很特别的树种群落，是一个独有称谓。陕甘人对梢林可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张扬，面对白杨、白桦等高大乔木，它简直就是匍匐在地的。但它接地气，若置身其中，那是密密匝匝，漫坡遍野，遮天蔽日，铜墙铁壁，即便高处风狂，却拿它没有一点奈何。它很皮实，脊有担当，愈挫愈勇，环境再“丑势”(陕北方言：严酷)，它也能存活，高原上最金贵的是水，可有一滴滴，它就碧透了天涯。它也真的很美丽，春天嫩芽生生，惹人怜爱；夏天丰盈如海；而秋天则姹紫嫣红，自然之色在天地间挥洒到让人心醉的程度；即便冬天，它也像森森剑簇，不媚不俗，一身傲骨……

此时，我正沿着秋天的梢林，到南梁去……

今年9月28日，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纪念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庆阳南梁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

父辈们，我来了！父老乡亲们，我来了！

我来看你们战斗和生活过的“梢林”，与人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梢林”，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梢林”，建立了“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的“梢林”；我来再看一眼母亲为南梁革命纪念馆的亲笔题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永载史册”，和亲手捐赠给纪念馆的父亲主政西北局时穿过的那身戎装；我来寻找“梢林”对于今天、对于我们后人的精神价值。

“梢林”，在父亲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甘边人民，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红色根据地，被左倾机会主义讥笑为“梢林主义”。当时，全国的红色根据地相继沦陷，可正是“梢林主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选择，挽救了陕甘边区这片红色根椐地，后来与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直至全国解放“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既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认为：“梢林主义”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革命力量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对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户一户做工作。然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刘志丹伯伯、谢子长伯伯和我父亲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不渝地坚持具有陕甘特色的“梢林主义”，父亲也正是在南梁“梢林”环卫的陕甘边区，被选举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父亲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思想解放，敢闯敢干，发行边币，创建列宁小学，创办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处理多民族关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深受边区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边区工作有声有色。一些在白区生活的群众，都慕名专门跑到边区来走亲访友，到边区集贸市场购买商品，甚至参与边区的各项工作，陕甘边区成为贫苦大众向往的地方。当时，父亲虽然只有21岁，但办事老练，有板有眼，又能谦虚问政，有思路、有激情，因而深得大家的敬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边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

遍地梢林的陕甘根据地到1935年6月，已经在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三十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余万的红色区域。

1935年7月、8月、9月的《大公报》，曾经连续报道陕甘红军活动的消息。7月23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从《大公报》对于陕甘地区“赤化”情况的连续报道中，产生出将陕甘地区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构思。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毛泽东认为：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为父亲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认为“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既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创者的评价，也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评价，对“梢林主义”的评价。

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娃娃主席”，到主政西北局的书记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到解放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到受康生诬陷衔冤赴任的洛阳矿山机械厂挂职副厂长，再到率先建立特区、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父亲身份在变，但他革命者的品质不变、精神不变、信念不变。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以党的事业为天职，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梢林”——之于西北父辈那代人，是陕甘精神的象征，也是革命者美丽梦想的象征：它所代表的为人民而奋斗的真挚、快乐、谦逊、踏实、坚韧、坦荡、包容的美好品性，及与大地同在的顽强生命力，成为一种独有的精神特质，不仅贯注了父亲的全部生涯，也在与父亲相濡以沫生活的母亲身上、孩子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母亲与父亲相识、相爱、也曾并肩战斗在梢林。“文革”时，父亲含冤入狱，母亲在中央党校被列入500人黑名单，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党分子，蒙受不白之冤。审查、批斗、关押、挨打，那段磨难重重、动荡不安的日子，是母亲一生之中最为煎熬的岁月。一个人抚养四个子女，丈夫又多年生死茫茫、音信全无，中央党校到处是批判母亲的大字报。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党校北灶食堂门口地上，刷写着四个大字“打倒齐心”，不光母亲的名字倒写着，名字上还打着很大的“×”，每个“×”足有一米见方。我那时才只11岁，敏感又脆弱，一看见那四个大字，心里特别害怕。每次到食堂打饭，能躲就躲。不得已去了，也都半途折回。哥哥姐姐慢慢知道了我惊吓的原因，都保护我，抢着去打饭。

母亲是最惦记我的，每天上班“受难”时，总记得顺路送我上学。开始一到路上，我都有意无意与她拉开一段距离，竭力避开母亲。既不忍看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又担心同学围观轻视，脸上无光。常因母亲及一家的屈辱悄悄落泪。而今追忆，我常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自责，心里羞愧不已。但我永远记得母亲那时的模样：旧衣上缀着补丁，但很干净，头昂得高高的，根本无视谁鄙夷的眼光，也不在意谁在唾骂，只是一步一步，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军人的步态，坚定前行。在我心里，母亲是多么高大和美丽啊！渐渐的，我也不再留意环境的“丑势”，上学时与母亲前脚后脚、亦步亦趋……

从父亲蒙难到重新出山，风雨16年，母亲始终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就如同梢林始终离不开黄土高原，但也因此备受煎熬。既不能揭发、交代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也不能为了自己思想过关书写违心检讨，母亲内心痛苦至极。几乎天天熬夜思考，一天要抽两包多烟。现在母亲身患肺气肿，就是当年落下的病根。有一次，我和姐姐半夜醒来，突然发现母亲不在身边。姐姐一把拉起我的手说：快走，去找妈妈，别出什么意外！我们马上起床，摸黑起来去外面寻找母亲。当我们姐弟俩来到党校人工湖畔的牌坊下，只见母亲一个人抽着烟，默默仰望天空，孤独地徘徊，一圈又一圈走着，苍白的月光下，母亲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当她转过身，看到我们姐弟俩，愣住了，一把紧紧抱住我们，泪流满面。后来母亲说，那时，她几乎快坚持不住了，但是想到父亲，想到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她不停地鼓励自己要坚强，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父亲。

那是一场“高处风狂”的严峻考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小家，都必须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和磨砺。

河南省西华县，有大片黄河泛滥留下的盐碱地，统称“黄泛区”，也是中央党校“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土地贫瘠、劳作沉重，而干校改造生活的艰辛，更增加了我一家人的苦难：母亲是重点“改造对象”，每天都要参加超出她体力的劳动。即便是千里之外的两个姐姐来探亲时，也不能稍歇一天。两个姐姐为了安慰、帮助妈妈，也为了有与妈妈更多在一起的机会，探亲期间天天陪着母亲，徒步去八九十里外的漯河市，用三台架子车架起十几米长的电线杆，一步一步拉回来，实在累了，只能露宿在外。

为了省下每一分钱，母亲常买食堂最便宜的菜，即便是三分钱一碟的醋溜白菜，也只买半份。苦累不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母亲有风湿性关节炎，下田插秧，不得不穿着闷热的雨靴；我挨蚊虫叮咬，全身肿痒，母亲心疼，给我敷了花露水；晩饭时，一家人用母亲自己腌制的胡萝卜丝就饭；但这么几件事，却引发轩然大波，干校农场的造反派大做文章：说母亲是“资产阶级臭小姐”，顽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云云。还故意把以“香与臭”为标题的大字报贴到我和母亲吃饭面对的墙上。我一吃饭就绷着脸，背对着大字报坐；娘知儿心，母亲永远都是选择面对大字报的位置坐，面容坦然，目光平静。

当时，哥哥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插队，专程从陕北赶来看望我们，每天也和母亲一起下地插秧、劳动。一天，母亲早晨天刚放亮就出工，到吃午饭的时间，已将近六个小时，她累得坐在田埂上。平时，干校指导员对母亲就刁难多多，这次又提出无理要求，说，齐心，今天中午的班，你继续值！哥哥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拉住妈妈的手，说，妈，咱们走，咱们吃饭去！指导员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悻悻放了一马，另外安排了值班人员。我记得那时正是“五一”劳动节，下着细雨，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清水塘，哥哥与我有过一次令我终身难忘的谈话：这片清水塘，是干校的大人和我们“五七”中学的同学们共同流血流汗挖掘的。当时河南许昌出了个英雄人物，叫杨水才，带领群众开挖清水塘，解决老百姓的吃水浇地难题，同时，弘扬一种 “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的奋斗精神，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当时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哥哥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父亲的制服，与我走到清水塘边，抽着烟，出神凝望着清水塘的涟涟水波，一任雨水淋漓。沉默了半晌，他说，弟，哥不呆了，我也呆不下去！我不忍心看见妈妈忍受的这一切！我明天就走！回陕北梁家河！哥哥要为爸爸妈妈争口气，为咱们全家争口气！你要好好照顾妈妈。哥哥没呆够请假期限，只五天，就回了陕北。从1968年他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再到陕北插队，他已近三年没和家人团圆了，他这次回家，是带着浓浓的思念、浓浓的亲情来的，却就这么短短的相聚，就不得不离开，此情此景，宛如昨日。后来，哥哥在当地农村很快入了党，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率先搞成了陕北第一个沼气基地，解决了村子里点灯、烧饭难题，成为人民日报当时表彰的“知青”模范，并以当时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啊！为了今天，我们的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家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严酷岁月曾铸就了我们父辈，同样也会铸就我们后人！

父亲百年诞辰纪念结束后，我们一家迎来了母亲90寿辰之喜，全家人再一次团聚在一起。母亲给孩子们留下了一段铭心刻骨的话：我已经九十了，希望孩子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学会居安思危、坦诚待人、处事低调、不怕困难、勇于担当。人的一生要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就要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看到你的不平凡，在平静的生活当中看到不平静，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看到社会的复杂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学习你父亲那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戒浮戒骄戒躁，认认真真做事；慎独慎微慎初，清清白白做人。永远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为他们的安危冷暖鞠躬尽瘁。

母亲的榜样，成为校正我们晩辈行为的标尺，影响并改变我们。

2005年，我和张澜澜恋爱了。那时，澜澜钟爱的艺术事业已渐入佳境。2008年，奥运前夕，我和澜澜建立了家庭。8月14日这天，母亲特别高兴，展纸挥笔，手书一幅字送给新郎儿子：“要做好一件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又兴致勃勃手书两句诗送给新娘澜澜：“不爱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我想，这既是母亲自身的写照，也是对我们夫妇的鞭策和提醒。子循母训，我和澜澜恋爱、结婚，不仅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没有举办什么婚宴。而当第一个儿子降临，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惊喜，也暂时中断了澜澜对艺术事业的追求。为此，她推掉了早在2006年就已被遴选为三部电影女主角的签约。澜澜朴实率真，事业出彩，也持家有方，还特别喜爱“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家庭生活，她默默扮演起了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妈妈的角色，对家庭与孩子的关爱与呵护，渐渐成为她生命历程中一个特别阶段的主题。母亲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将“梢林精神”传递到我们小家：淡泊名利，朴实生活，勤俭度日，成了一家此程岁月的主调：我们心里和我们家里，都充满了欢乐。这朴实率真的巨大欢乐，淹没了种种世俗非难，“你不懂我，我不怪你”，这是澜澜常常引来幽默应对的一句名诗，以至于我们面对一些误解乃至中伤时，懒于理会，往往一笑置之。

“梢林”后人，几乎有着共同的情结。

今年7月3日，我受母亲委托，和澜澜专程去陕西看望志丹伯伯的女儿刘力贞大姐一家，又听到了很多志丹伯伯和父亲的感人往事，也从力贞大姐身上再次看到了“梢林”的美丽。大姐家陈设简单、简朴，除了使用多年的中式家具外，没啥可以称得上时髦、奢华的东西。但我和澜澜都不约而同留意了一个细节：饭桌上有一个透明罩子，剩饭剩菜都罩在里面，看来是午饭剩下的，肯定要留到下顿再吃。也看得出，那个透明罩子有过多次洗涤的痕迹，具备长年使用的特征。这与我三十多年前去延安老区体验生活，路过志丹伯伯的夫人刘妈妈家看见的情景是一样的。无独有偶，我也顽固地保留着剩菜剩饭打包、下顿再吃的习惯。这些“顽习”未必科学，今天很多人也未必喜欢接受，但是，它是我这个“梢林”后人的美丽情结之一。对于林林总总的“梢林”情结，“梢林”后人们相互学习、承继、践行，也相互欣赏……

力贞大姐虽然病后初愈，可一说起志丹伯伯和我父亲当年时光，竟满面春辉，眼睛里迸发出迷人的光彩。她回忆说，当年在陕甘边区，生活非常艰苦，有年冬天，志丹伯伯见我父亲穿得单薄，马上给刘妈妈派了活儿：给我父亲做件棉袄过冬。刘妈妈对志丹伯伯说：“仲勋年轻，人长得漂亮，要穿得好看些。”刘妈妈挑选了当年的好棉花，连夜动手，一针一线地缝制。为了让做成的棉袄顺贴、瓷实些，刘妈妈还专门找了块大青石板，压在衣服上，自己还亲自坐在青石板上。力贞大姐说，你爹一辈子信仰坚定，意志顽强，从不搞“左”，不整人，在各种逆境中不抱怨、敢担当。你，还有澜澜，要好好传承父辈们的艰苦创业的精神。并当即提笔，为我和澜澜写下她的祝福：“祝远平、澜澜家庭幸福、生活安康！”并认认真真写了落款：“刘力贞八十六岁甲午年”。

那天得知，力贞大姐和姐夫张光大哥第二天要去富平拜谒父亲的陵园，同时参观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习仲勋生平纪念馆。我和澜澜立即退掉了当天返程的机票，陪着力贞大姐夫妇来到了富平。在父亲陵园雕像前，大姐一家敬献了花篮。我和澜澜知道，力贞大姐已是八十六高龄的老人，从父亲陵园到纪念馆途中，几次欲扶大姐，都被大姐微笑婉拒。大姐走着，沉思着，全神贯注看着展览。我们知道，大姐的思绪又飞回到了“梢林”，飞回到了父辈们铁马金戈的峥嵘年月。离开纪念馆前夕，大姐则满脸幸福神情，欣然挥笔，写下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精神长存”。眼前一切，让我和澜澜非常感动：力贞大姐此刻的幸福，或恐只有“梢林”后人能够体察、领略。

2000年春夏之交，受父亲嘱托，母亲曾赴陕甘老区，沿着父亲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沿着父亲魂牵梦绕的美丽梢林，作了一次访问。回来后，向父亲描述了老区的变化，父亲十分动情地说，我要回去，要自己回去看看！但父亲竟在2002年5月24日与世长辞，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成为我们全家的一大憾事。

今天，在纪念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光荣日子里，我代表父亲、代表母亲，再一次来到美丽的南梁，看到老区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父辈们历尽艰险、浴血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变成梢林大地承载人民幸福生活的美丽城镇。我常常忍不住热泪涟涟：父辈已老，父辈已逝，但我们还在！薪火相传，父业承继，父辈们为中国大地留下了国家强盛、人民富有的宝贵变化，更留下了“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宝贵精神，激励我们勇敢面对困难、迎接未来，毕生奉献自己的涓滴之力，创造国家、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父亲，您的遗憾圆满了吗？

去年10月11日，我撰写的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文章《父亲往事》在中国青年报刊发，文中写道：“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每年，在父亲诞辰纪念日，去看父亲种的榕树，已然成了我的习惯。为什么选择榕树？父亲没有说过。但我总有一种自己的解读：榕树根系发达，常从干上枝上悬挂而下，一旦抱紧了大地，便与大地融为一体。一棵榕树长开了，就是一片密密匝匝的树林。在父亲眼里，这哪里是南国榕树啊，这分明就是北方梢林！就是陕甘高原那密密匝匝、漫坡遍野、遮天蔽日、铜墙铁壁、脊有担当、愈挫愈勇、与大地同在的梢林……

今年10月15日，是父亲101年诞辰。奉上此文，寄托儿子对他老人家的思念。虽然天人永隔，但我懂父亲，我知道老人家的心思——

在父亲心里，梢林是最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