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据湖北随州淅河《乾隆版·聂氏宗谱》载：荣贵公生于明正德丁丑年（1517年）三月初三日辰时，卒于明万历庚子年七月二十八日未时，享年八十五岁。传说，是在明嘉靖三十年，遵从明王朝颁旨移民，由江西迁来随州淅河。但在《乾隆版·聂氏宗谱》“序言”和“祠堂碑记”中，并无相关内容的记载。荣贵公究竟是何时从何地迁来淅河？直系祖脉若何？是一个长期未解之“谜”。

    二，按常理，凡新修宗谱，都要首先载明当地迁始祖迁自何地，以便与祖籍族脉相衔接。未能如此者，其原故不外乎二：一是撰谱者及其同时代族人，未掌握相关史据，不明真相。二是虽明真相，出于社会政治原因，不愿公开内情，以避免风险。鉴于《乾隆版·聂氏宗谱》成谱之时，距离明嘉靖三十年已近200年，因而可以断定，其主要原故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三，从《乾隆版·聂氏宗谱》记载内容看，所积累保藏的相关史料，比较丰富齐全。特别是自荣贵公起到士秀、大吉、大勋诸公，最早六代祖先的生卒年月和茔葬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显然说明，从迁始祖一、二代起，就已经在为日后修谱积累史料。如果没有原始记载，二百年之后的修谱者，是无法寻找如此详情的。既然如此，这些最早为修谱做准备的祖先，为何不把“迁自何地”作为重要修谱内容书写清楚、传给后人？即使不留下文字记载，若能口述清楚，也能避免种种“迷雾”。也就是说，此事成“谜”，或许有他们内心的苦衷。

四，随州2007年版《聂氏族谱·编修序》说：“经多方查询，仅知随、广地区聂姓迁始祖有三人，一为随南洛阳府君山管家林佐公，……二为广水曾一公，……三是淅河道长公（传说是荣贵公之父）”（随州《聂氏族谱·编修序》第8页）。既然已知有佐公、曾一公是与荣贵公同时从祖籍迁来，那么，只要其中任何一人的历史记录，载有祖籍的地名，就不难还原历史真相。可是，佐公、曾一公后裔提供的历史记载，各说各话。佐公后裔说，佐公是“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筷子沟生活人氏”（见洛阳聂族民国九年修《聂氏宗谱·同修谱序》）。曾一公后裔说， “先世在元季时由麻城迁居应邑聂家湖，其始籍也。”（随州《聂氏族谱·文献篇》第256页）如此矛盾说法何以出现，很值得考证。再说，如果“道长公”真是荣贵公之父，《乾隆版·聂氏宗谱》为何没有记载？这也值得深思。

五，留传至今有关荣贵公等迁祖，是因为“圣天子有旨，开昭迁民”而从祖籍迁出的传言，与史实显然不合，不足为信。与此相对应的其他各种传说，更是迷雾重重。

首先，明朝初期，确曾有“圣天子有旨，开昭迁民”的记录，并且出现过“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全国移民大潮。但时间点不在嘉靖朝代。其高潮是在洪武时期，到建文、永乐朝代就已进入尾声。此次移民潮，不可能延续到一百七、八十年之后的嘉靖三十年代。洛阳聂族民国九年修《聂氏宗谱·同修谱序》说：“昔予始祖自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筷子沟生活人氏，嘉靖三十年开昭圣天子有旨，开昭迁民。予始祖聂佐公妣李氏迁移湖北省德安府随南六十里府君山南管家林落籍，以为聂姓始祖。……到民国九年庚申共计五百八十二年。”（随州《聂氏族谱·文献篇》第243页）撰此谱者是生活在民国九年的传祥（瑞庵）公。所序内容，并未注明史证出处，而且也未严谨考证。从嘉靖三十年到民国九年，只有369年，他却写成582年。此类仅依传说形成的谱序，不能作为论证族谱的可靠根据。

其次，传说“淅河支系自始迁祖聂道长、夫人管氏自江西展转湖北麻城（历史上朝廷颁旨迁徙的集中转地），入随州淅河镇北四公里金屯蒋寨村落籍，后道长公继续北上入河南，一代祖荣贵公随母管氏奶即扎寨兴家，……”（见随州《聂氏族谱·支系篇》第292页）这个传说只能表明，荣贵公之父把妻儿送到淅河之后就已另入他途。但若由此认定他们是经过湖北麻城展转而来的“移民”，显然不合情理。用可靠谱志对照，嘉靖三十年荣贵公迁到随州时(实际是嘉靖三十四年迁到随州)，已经有三十多岁，其父“道长公”，应该是接近六十岁的老人了。他们若是逃荒谋生的移民，既已得到一个安家立身之所，就会是最大的满足。道长公有何理由要远奔他乡？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个近六十岁的农民，还有能量远走他乡另谋前程吗？

    再次，随州、广水（应山）一带现有聂氏族群，属于荣贵公、佐公、曾一公后裔者不及半数。在2007年已入新谱的十二个“世次派行联”中，就有六个不是荣贵公、佐公、曾一公的后裔。另外还有新城（吴山）、云汉、柳林、草店（唐镇）、唐镇（吴山）、三里岗等六个“世次派行联”，因为没有认可新谱的迁始祖，未能加入新谱。特别是云汉下辛店聂族群体，所保存《聂氏宗谱》，有比较完整的族脉传承体系，其迁始祖是唐末事道士于方外、后被（五代十国时期）吴王杨行密召至广陵尊为国师的师道公。（详见湖北随州地区2007年版《聂氏族谱》第695页)由此可证，在嘉靖三十年前，早有聂氏族群在随州、广水（应山）一带定居生活，其中不乏名门望族（例如师道公家族）。嘉靖三十年代，荣贵公、佐公、曾一公之所以能来次定居安家，自然存在着宗亲之间相互关照的因素。

另外，“麻城”、“筷子沟”之类的地名，经过明初移民大潮之后，早已闻名遐迩。当时从内地各省移居川、贵、黔的族姓，其后裔多有说是迁自“麻城”或“筷子沟”。经过他们追寻，都未得到满意的结果。“麻城”地名虽实，都未找到祖根之所在。“筷子沟”的确切方位，始终未能查实。据说，湖北麻城曾有一条很著名的“筷子街”，也都没有从那里找到祖根。近来已有学者断言：“麻城”、“筷子沟”，只是明初移民大潮中朝廷所指定的移民临时中转站，并非当时移民的祖籍地。

由上可以大致断定：嘉靖三十年代，荣贵公、佐公、曾一公等来到随州地区定居，并非缘于朝廷移民，而是聂族内部相互关照的一次有准备、有组织地族群大转移。只是因为当时未能把迁移内情公诸全体族人，后裔不明真相。流传至今的种种移民传言，都是因为后裔不明真相，仅根据社会上流传的古代移民情节，想当然地为祖先迁来随州而自圆其说。至于迁始祖为何不把迁移内情公诸全体族人，以及迁始祖的真实祖籍和直系祖脉若何，还需要另找可靠依据才能厘清。

六，本人为探明荣贵公的真实祖籍和直系祖脉，查遍了所能获得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古今《聂氏族谱》。最初，只是从安庆太湖民国二十八年版《聂氏族谱》刊载的《聂氏得姓历代世系图》中，发现了一位异地迁徙、名讳为“聂贵二”号“荣堂”的祖先。名讳虽与荣贵公相近似，但因没有注明迁出地，而且迁入目的地是“芜湖”不是随州，所以很难判断其参考价值。在此图之中，另外还有迁入“湖广”的贵三（号墩塘）公、迁入“湖口”、“吉安”的贵四公以及未著明迁否的贵一（号怀塘）公。因为其中有迁入“湖广”者，所以也未完全否定它们的线索价值。在后续查证之中，仍然关注与此相关的族谱内容。

前不久，有幸获得两部比较完整的清代嘉庆版《聂氏宗谱》影印本。其中一部源于江西省吉水县下欧村，一部源于永丰县恩江镇。在当地宗亲中，有的称之为《大成聂氏宗谱》，有的称之为《增田新修聂氏宗谱》。两部宗谱的编排形式和篇章结构虽然不同，而其整体世系传承顺序及其文辞内容基本相同。特别是始于汉初淑平（昭）公，直到明末清初，历代祖先之名讳和相关史实，多有文字记载，文献价值极高。拜读之后，发现了一些与上述内容相关联的新线索，即：在明朝嘉靖年代，确有聂族祖先从江西永丰、吉水一带迁出。其中与前文相关联的是：

贵二公及其父元璎公，商河间府盐山县

贵三公（元琚公之子）商河间府盐山县

贵五公（元琅公之子）商河间府盐山县

元玺公（兴文公三子）商山东盐山

奇三公（元珪公长子）寓盐山县

奇五公（元珪公次子）寓盐山县

以上诸公皆是江西永丰楼源宋代遵海公后裔。其中：兴文公是其第十二世孙，元璎、元琚、元琅、元珪、元玺等诸公是其第十三世孙，贵二、贵三、贵五、奇三、奇五等诸公是其第十四世孙。盐山县位于河北、山东交界之处，在明朝隶属河北（直隶）省河间府，而南方人前往盐山都必须路过山东，所以往往误认为是“山东盐山”。这段记载与安庆太湖《聂氏得姓历代世系图》相对照，有两点基本相同，即：1、贵二、贵三、贵五等三公确已离开祖籍江西，2、此三公生活在聂豹公入朝为官的年代，世系辈份稍低于聂豹公。《世系图》标明，豹公长此三公一辈。这就大体说明，《大成聂氏宗谱》中的三公，即《世系图》中的三公。《世系图》虽非原版族谱，而其提供的相关线索，仍具一定的参考价值。《世系图》虽然没有注明三公是从何地迁出，但可断定此次迁徙不是从江西永丰迁出。因为《世系图》中的“吉安”，是一个广义的地名，必然包括永丰县在内。若认为是从永丰迁往“吉安”，既与情理不相融，也与文理不相通。由此可以间接说明，三公此次迁移是从盐山迁出。至于其标明的迁徙目的地是否绝对准确，当然还应认真考究。

纵览《大成聂氏宗谱》，几乎历朝各代都有人到外地入仕、经商、从教或寓居，不过多是个别人或个别户的移动。而有这么多的人同时到盐山县去经商和寓居，实属罕见。这些祖先为何要到盐山县？其中有些祖先为何很快又要离开盐山县？《大成聂氏宗谱》和太湖《世系图》都未在相关祖先名讳之下，留下任何痕迹。但仔细阅读《大成聂氏宗谱》记载的相关内容，也不难洞察其前因后果。

七，《大成聂氏宗谱》在遵海公第十四世孙平实公（名佛，号渔洲，行平七）栏目内，有如下记载：“双江公为兵部，公随任典宾客。聂珠入太学，公为经营，得选盐山主薄，皆其力也。”由此可证，遵海公第十四世孙聂珠公，依靠平实公大力经营，得到太学文凭，派任盐山主薄，是众多聂族前往盐山的成因。主薄：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多有设置。其职责为主管文书、办理事务。至魏晋时渐为将帅重臣的主要僚属。明代州县的主薄，是知州、知县的主要佐官，相当于现代社会县（市）级政府的副县（市）长兼秘书长，掌握很重要的行政权力，享有很高的权威。聂族迁移到盐山县，无论是经商、寓居，还是从事其他社会职业，能够得到如此的权威支持，自然都会方便顺利。对照双江公的入朝为官履历，在其任监察御史期间，平实公就已跟随在身边服务。聂珠公到盐山县任主薄，不会迟于嘉靖十年，前述多位聂族祖先迁移到盐山县，应该是在嘉靖十二年前后。这就是说，贵二公在十五、六岁时，就已跟随其父元璎公离开祖籍，迁徙到了盐山县。甚至是在盐山县完成学业走上社会的。族谱仅仅注明，迁徙到盐山县的祖先，都只是“经商”或“寓居”。其中是否有人入仕，也很值得推敲。但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是靠官方背景发迹。他们的命运若何，都与共同的官方背景是否稳定有关。官方背景若有异动，都将受到惊吓。他们的直接依靠对象是县衙主薄聂珠公，但社会中、上层都知道，他们的总后台是在嘉靖皇帝身边担任要职的双江公。根据史书记载，这些入居盐山县的祖先，至少经受了两次重要事变的惊魂。第一次是嘉靖二十年，双江公升迁为陕西按察使后，因揭露、抨击达官显贵恶行，受到奸党围攻诬陷，被栽脏曾在平阳贪污，含冤逮入诏狱。此消息传到盐山县，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聂珠公的政敌必将趁机反攻倒算，生活在盐山县的聂族都因此而惊恐难安。好在大路不平众人踩，双江公在平阳知府任内的清廉和政绩老幼皆知，不乏开明人士为之呈状申冤。不到一年，冤情大白于天下，更显双江公人品高尚，倍受世人称赞，终使盐山聂族有惊而无险。第二次是嘉靖34年，双江公因反对赵文华请视师祭海神和朱隆禧差田赋开市舶，违反了嘉靖皇帝旨意，受到重罚，削去兵部尚书职务，降俸二级。这个事变，自然会给盐山县聂族带来灭顶之灾。尤其双江公是因“抗旨”受罚，其最终结局不堪设想。 “抗旨”者不仅有杀身之祸，而且往往是满门灭斩，株连九族。盐山县聂族得知此一恶耗，凡能脱身者，都会星夜赶路逃离。

双江公的最终结局，还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被削职而返乡，在故里过了八年的平民生活，于嘉靖四十二年仙逝。不仅能够全身西去，而且最终依然得到平反昭雪。在世宗（嘉靖皇帝）死去、穆宗（隆庆皇帝）接位之后，穆宗（曾是双江公的学生）在隆庆二年颁令，拆销嘉靖34年对双江公的错误判决，宣告其无罪，平反昭雪，并追赐予“贞襄”谥号。这个迟到的好消息，对当年从盐山县仓皇出逃的聂族，可能未起到安慰作用。因为当时的社会信息传递条件十分落后，特别是逃入穷乡僻壤者，几乎是与世隔绝。他们只是庆幸自己当年能够逃离险境，根本就不知道双江公的最后结局。这也是他们迁到新址之后未敢说明以往这段社会经历的主要原因。

从现存族谱资料看，在双江公任内担任兵部“典宾客”的平实公，已经跟随双江公返回故里，享受了二十四年的平民生活，于万历七年逝世，享年八十三岁。而在盐山县任职的聂珠公，则肯定是命途多舛了。聂珠公在盐山县的最后结局，族谱未作详述。只是在其祖父在恭公栏目内记载：“有聂麟者生聂珠，号龙池，入太学上舍，为山东盐山县主薄，死于任内。”对其内在细节，未见涉及。最后的茔葬之所，也未说明。与族谱中其他一些在外经商遇害或因病死于途中的祖先相对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若按常理行事，像聂珠公这样的聂族精英，必然要通过修谱来彪炳史册。撰谱者对此之省略，显然不是不明真相，而是迫于所处社会政治环境不得不如此。后世子孙在读过这段族谱记载之后，对聂珠公的风貌才华、进取精神及其亲族爱宗的高贵品格，都会高度敬仰，对其不幸结局都会深表惋惜。

《大成聂氏宗谱》的上述记载，对于后世全面观察这个聂族群体发展史，探明元璎公等人进出盐山县的动机、经历和结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本人正是根据这些记载，结合研究淅河聂族现存的多种零星族谱资料，寻找到了荣贵公的直系祖脉。

八，综合族谱资料的相关内容，荣贵公就是《大成聂氏宗谱》中遵海公第十四世孙贵二公。以下资料均可直接、间接为此提供佐证：

（一）在《大成聂氏宗谱》中，未见有贵二公的生平事迹专栏。只是在其父元璎公栏目内载明：“子一：贵二，商河南（间）盐山。”由此可证：1、撰修《大成聂氏宗谱》时，元璎、贵二两公已经离开祖籍，谱文内容只是知情者提供的资料。2、贵二公离开江西迁到盐山县时并未成人成家。这个年龄时段与荣贵公谱载年龄（到嘉靖十二年才十六岁）基本符合。

（二）贵二公早期名讳为“聂贵二，号荣塘（堂）”，潜移到湖北随州之后改名为“聂荣贵”，不仅事出有因，而且又保藏了一些原用名的文化因素。既合乎情理，也体现了聂族文化习俗的某些特性。

（三）元璎公全家在盐山县生活了二十多年，作为一家之主，是社会政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社会政治变故之后，为了躲避风险，必然要使自己生活得更为隐蔽。所以把妻儿全家潜移到随州淅河之后，另外择地而居。这就是随州聂族后裔传说他“继续北上入河南”的主要成因。

（四）在随州淅河《乾隆版·聂氏宗谱》中没有留下元璎公的英名，显然是出于族谱资料提供者的避险意识。他们既不是不知其名，更不是不愿留其芳名，而是在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不得不如此。然而，他们在口头上总不能说完全不知道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名讳，于是就出现了“自己父亲（或祖父）叫‘道长’”的传说。其实，这个“道长”之名，依然是事出有因。因为元璎公之父是“兴道公”，而元璎公又是兴道公的长子。于是，“道长”就成了父亲（或祖父）暂用名的最佳选择。“道长”的真正含义，就是“聂兴道的长子”。

（五）随州2007年版《聂氏族谱》，摘录了一条重要信息：“至1985年，经族人聂恒心的热忱协助，由其转交早在1982年，旅居台湾的生父聂华盛先生，在生前托经商族人聂诚自香港邮回祖传马坪、淅河等地聂姓六幅派行联，并详细注明各联同宗自洪武二年一世祖的世系数。”并指明淅河聂族派行联的“世”字辈，是荣贵公直系组先、江西聂族分支祖的第二十九世，依此倒推，荣贵公是江西聂族分支祖的第十四世孙。而在《大成聂氏宗谱》中，荣贵（贵二）公正好是江西楼源聂族分支祖先遵海公的第十四世孙，与上述重要信息完全相吻合。

（六）《大成聂氏宗谱》从遵海公到彦夔公的前十代祖先，都注明了生卒年月，唯有贵二公及其父元璎公、其祖父兴道公、其曾祖父志谋公等四代人没有注明生卒年月。彦夔公生于明洪武辛未（1391）九月二十七日，卒于明景泰丙子（1456）九月二十五日。随州淅河《乾隆版·聂氏宗谱》载：荣贵公生于明正德丁丑年（1517年）三月初三日辰时，卒于明万历庚子年七月二十八日未时。两公相隔四代，两公生日相距126年，每代相隔31岁，完全符合正常的代际间隔年代。两地不同时代古版族谱所提供的代际衔接资料，能够如此契合，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应该视之为荣贵公即贵二公的又一史证。

以上六个方面，为探明荣贵公直系祖脉发出了积极的信息，并提供了可资论证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要指明，淅河聂氏宗亲世代流传的某些传说，并未在《大成聂氏宗谱》中一一找到印证，而且存在个别明显矛盾之处。例如：1、《大成聂氏宗谱》载：“元璎公，妣赵氏。”淅河聂氏宗亲世代传言：“道长公、管氏奶。”如果认定“道长公”即“元璎公”，则“赵氏”和“管氏”二者中，就必然有一者是记述不准确或传言不准确。2、淅河聂氏宗亲世代传言：与荣贵公同时迁来淅河的还有佐公和曾一公。而在《大成聂氏宗谱》和安庆太湖《聂氏得姓历代世系图》中，都未见到与佐公和曾一公相关的明显踪迹。佐公和曾一公是否都是盐山县潜迁者的易名？在盐山县其他潜迁者中是否也有人迁入淅河？所有这些疑点，都有待考证澄清。为便于继续考证，特拟订《湖北随州淅河聂氏迁祖荣贵公直系祖脉参考世系图》，将有关正面信息和个别疑误全都纳入。是否允当，敬请宗亲审定，并为后生留下继续考证的书面线索。

限于水平，探赜之文，难免失当，恭侯教正！

湖北随州淅河聂氏迁祖荣贵公第十五世孙

安徽宣城棋盘聂氏迁祖明友公第四 世孙  聂泰辅（猷轩）敬撰

                               公元2012年8月12日

附：《湖北随州淅河聂氏迁祖荣贵公直系祖脉参考世系图》

说明：本图主要参照《大成聂氏宗谱》，同时加入了考证后的综合参考。但淅河聂氏宗亲世代流传的某些传说，并未在《大成聂氏宗谱》中一一找到印证，而且存在个别明显矛盾之处。例如：1、《大成聂氏宗谱》载：“元璎公，妣赵氏。”淅河聂氏宗亲世代传言：“道长公、管氏奶。”如果认定“道长公”即“元璎公”，则“赵氏”和“管氏”二者中，就必然有一者是记述不准确或传言不准确。2、淅河聂氏宗亲世代传言：与荣贵公同时迁来淅河的还有佐公和曾一公。而在《大成聂氏宗谱》和安庆太湖《聂氏得姓历代世系图》中，都未见到与佐公和曾一公相关的明显踪迹。佐公和曾一公是否都是盐山县潜迁者的易名？在盐山县其他潜迁者中是否也有人迁入淅河？所有这些疑点，都有待考证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