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文化及其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         

                                            王文虎            

     本报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随州文化及其形态进行分析，试图引出随州即是以曾随文化为主体的侯国文化大遗址区的结论；二是分析随州文化保护工作存在的基本问题，强调对随州文化进行大遗址区保护，十分紧迫；三是对策建议，核心点是构筑“1十N十2”整体保护模式，打造“名城”、“遗址片区”、“圣山”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落脚点是随州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一、 “随州文化”及其形态分析

   （一）何谓“随州文化”

    随州文化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荆楚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荆楚文化”是指“湖北区域文化”。“湖北”被称为“荆楚”，在湖北大地产生的地域文化当然是 “荆楚文化”；狭义的“荆楚文化”是指“楚国的文化”，即“楚国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我们可以简称之为“楚文化”。这两层含义，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楚文化”一定是“荆楚文化”；区别在于，“荆楚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因为“荆楚文化”这个范畴内除了“楚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外，还有属于今天湖北省所辖范围内的其他区域的文化元素，比如本书所有谈到的“随州文化”。 “随州文化”属于广义的“荆楚文化”，但它并不是“楚文化”，而是 “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湖北区域文化”体系中可以与楚文化并举的独立文化单元。

    在湖北区域文化中，随州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体系，其本质特征在于南北兼容。是一种交互性的文化体系。随州地处长江与黄河流域的中间地带，北接中原，南连江汉。历史上的南北经济、文化大都通过南阳盆地经过随枣走廊而在随州交汇。她具有十分明显的南北过渡的地域特征。如在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随州是北方农作物的南限，又是南方农作物的北限。“南北兼有”是随州的农耕文化的独特景观。随州文化的形成与其南北兼有的文化空间组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我们不能说，随州历史文化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其地域特征，但其地域特征必然构成其接受四面八方文化的优势，其发展也就表现出了交互性的文化特征。

    在考古学界，早就有专家以这一观点来审视、研究包括随州在内的随枣走廊文化遗存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方酉生教授在研究随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时说：“随州市的北面大致以桐柏山脉与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南面的信阳交界。在桐柏山以及其东北面的大别山的南北两侧，分布有众多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这说明此地已经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交接的边缘地区，也是上述几种古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一个地区。根据考古调查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随州地区分布的古文化遗址，数量众多，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南北交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1版，第182页）雕龙碑遗址发掘主持人王杰先生认为，雕龙碑遗址出土文物具有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遗存的不可替代性，应进行单立文化命名。随州史前文化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曾随文化也是如此。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吴量恺教授在分析曾国文物的文化内涵后得提出结论：曾随文化是南北文化结合部中发展延伸的一条东西向的汉东文化带。据此，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在南北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兼有南北文化之长的，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质文化圈（或称文化带）”，他认为，这个文化带“反映着南北文化交融，重构杂糅与创新整合过程，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发展趋势。我们是否应该以此作为考察随州文化发展的基本视角，……构建与展望历史文化名城随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随枣走廊，主要是随州地区，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可供人们进行研究的“随州文化”。 （《炎黄文化与名城随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第60页）

    （二）随州文化的形态分析

    1、始祖文化形态  它是随州史前时期伯历史文化，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的神话与传说。它对随州文化有深刻的影响。神农故事在随州民间世代口耳相传；官方也以志书等形式，积极整理有关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资料，随州人认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是“诞圣之地”。始祖文化的存在，使随州这个地方在华夏文化空间中处于上上之地。

     2、侯国文化形态  随州境内有十分丰富的中心王朝分封的国家，目前发现的有鄂、厉、唐、随（曾）四国。

    鄂国墓在随州的发现时间是2007年。其羊子山墓地四号墓中出土鼎、簋、盘、提梁卣、尊、觯、盉、甗、爵、方彝等共27件鄂国青铜器，根据器物特征和铭文记载情况分析，属于西周早期墓葬。其中，有14件上面带有铭文。有一件噩侯提梁卣的盖内有铭文二行5字：“噩侯乍旅彝”，还有噩侯方彝、噩侯盘、噩侯罍等，上面都铸有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器物的主人就是噩侯。这组器物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的周康王、周昭王时期。如果羊子山四号墓就是噩侯墓的话，那么，这个噩侯本人就是西周早期偏晚的噩国国君。这些为我们研究鄂国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厉国”又称“赖国”，在商代即已存在。它先臣服于商，周灭商后，又臣服于周。厉国的重要活动，在典籍和铭文中并不多见，其可查者目前仅6处而已。厉是与炎帝神农有血缘关系的姜姓国家。《汉书•地理志》云：“炎帝裔为厉国”。清同治《随州志》：“炎帝姜姓。姜姓之支国有十三，曰列日赖。”这一血缘关系充分说明随州境内的确有烈山氏。炎帝神农文化属于传疑文化范畴，但姜姓厉国的历史却是信史。姜姓氏族在传疑时代有天下，而到了信史时期却走向衰落。因此厉国文化可以看作炎帝神农文化的余绪。

   唐国文化在铭文与典籍中同厉一样记载甚少。文献中涉及的唐侯，只有唐惠侯和唐成公。据安州六器《中觯》铭文，“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此“庚”，据考证就是“唐”。春秋中期，唐沦为楚之附庸。在宣公年间，唐国尚是楚国所借重的力量。 随县唐镇境内的有关唐国历史的“活化石”甚多，如“唐王店（殿）”、“唐王河”、“唐王井”、“华宝山”、“华宝寺”等等，同时在唐王店周围的遗址中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等时代的陶器、青铜器、瓷器及房基、增基、砖瓦，其中李家湾遗址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从而佐证了唐王店及其四周早在西周即为人口集中的城邑。

   曾国文化很丰富，它包括文献中的随文化和考古学中的曾文化两方面。文献中的随文化，以季梁民本思想为亮点。曾文化跨度很大，在考古学上，从叶家山古墓群文物到吴家湾墓地等，中间经过义地岗古墓群、曾侯乙墓葬、擂鼓墩二号墓，其发展脉络清晰，其中以季梁文化、曾侯乙墓葬所反映的文化为其巅峰。有关鄂、厉、唐三国的史料,在故籍中大都语焉不详，且地下发掘亦不甚丰富。研究的条件还不甚成熟，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随州文化”，主要是指“曾随文化”。所以曾国文化构成我们研究侯国文化的主体。

   3、州县文化形态   楚灭随后，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后，随地或为县或为州或为郡，在大一统的格局下，随州文化总体上是低落的，李白说“尔来寂寂，无一物可纪”，也许很伤随州人的自尊，但事实就是事实。当然在几千年的州县文化中，随州也有闪光的时候，例如隋唐时代，“随”一度成为中国文化难以绕过的“中国符号”，可是随州文化并没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发展。

    以上三种形态，都属于随州文化的范畴，它们各有其特点，分布在随州各地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又有内在联系，使随州历史文化形成一个整体。其中，以曾随文化为主体的侯国文化是随州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这样一来，我们完全可以将随州视为以曾随文化为主体的侯国文化的大遗址区。

                    二、随州文化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以曾随文化为主体的侯国文化的大遗址区，我们却未能给予全面而系统的保护，其优质文化资源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发与利用。

   （一）认知不到位，致使随州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滞后。

   （1）对随州文化的外延与内涵缺乏准确与全面认知，致使我们对随州文化无法实行合理保护与全面利用。随州文化真正进入研究视野，是从曾侯乙墓的发掘开始的。不过人们至今对随州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并不是明晰的。谈外延，分两块，曰炎帝与编钟。至于两块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者思考得非常不够；讲内涵，我们对随州文化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整理资料阶段，对随州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部规律，我们并没有系统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如我们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很多都没清理修复，其内涵并没搞明白，当然也就无法成为正直意义上的展品。整理不到位，所以讲神农文化常常不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它是虚的；谈编钟文化，又囿于成果思维，说它如何如何了不起，而其本质论层次上的问题，如编钟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内在本质是什么等问题，对我们而言则是陌生领域。认识不到位，自然也就谈不上合理保护与全面利用的问题。

    （2）、对随州文化作为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湖北地域文化中的地位认识不足，致使我们的文化保护底气不足。  历史上在的湖北地区曾出现了随国（曾国）和楚国并举现象。有个成语叫“珠联璧合”。“珠”是指“随侯之珠”，“璧”是指楚国的“卞和之璧”。二者过去称为“随和”。旧《辞海》“随和”条目注释：“随侯之珠，卞和之璧，皆至宝也，故随和并称。”  如果从源流关系而论，那么随文化居源的地位，而楚文化则为其流。 炎帝神农文化是曾随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楚文化实即祝融文化。曾随是炎帝神农氏的诞生地，祝融，在中国神话与传说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有人甚至将其纳入了三皇五帝的范畴，但是其重要性不能超过炎帝神农氏。他是炎帝的第五代孙。这就意味着，炎帝文化是源，而祝融文化是流。后者是从前者而来的。而在信史上，曾随文化是楚文化的学习对象。曾国的信史，可以见之于甲骨文。这就是说，早在商代，就有曾国了。叶家山古墓群的发掘显示，商周之际曾国即已经十分强盛，其文化就已经十分辉煌了，后来的曾侯乙编钟的出现，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有准备了。而在其时，楚国尚处在荜衣蓝缕的创业过程中，其文化也就无法与曾国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在楚人的心目中是学习的对象，而楚人是通过随向中原学习的。这些，我们过去并没有认真研究，所以谈起随州文化来，觉有底气不足之感。

    （3）对随州文化作为正资源的开发价值的估计不足，致使我们对随州文化开发利用的信心不足。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曾随文化具有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相对独立单元的研究价值。 随州地处长江与黄河流域的中间地带，北接中原，南连江汉。历史上的南北经济、文化大都通过南阳盆地经过随枣走廊而在随州交汇。所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她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上的南北过渡性特征。我们有很多人在谈这个东西，但是南北过渡性特征的文化价值究竟何在？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开发利用信心。

    （二）经济发展至上极端化的路径取向，致使随州文化成为“发展”的“牺牲”。

    随州发展不够，突出表现在经济不发达，因此发展经济，创造富裕随州，是当代随州人的不二选择，这也是正确的选择。可问题是，我们发展的路径依赖，包含了以牺牲文化资源为代价的情形。

   （1）、在招商引资时，不惜以牺牲文化资源为代价。一些部门和地方甚至有这样的规定：招商引资项目开工，可以不搞文物勘查。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文化遗址就成了“发展”的“牺牲”。近年来，随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高速发展了，但这种发展却成为一些文化遗址消失的原因。许多遗址因遭取土而处于消亡状态，周家湾遗址、庙儿台遗址、魏家畈遗址等等，在“发展”中现在已经失去踪迹。有这样一件事。上个世纪末，在清河路转盘附近建一栋住宅楼，发现了一个汉代地下钱庄，挖出了大量的五铢钱。建筑老板连夜把这些五铢钱拉走了，虽然最后钱被追了回来，但是没人想到就地恢复汉代地下钱庄，而是依旧建火柴盒式的房子。“发展”欲望刚强，保护意识淡薄，至使很多遗存消失记忆深处。

   （2）在资源选择时，资源的经济价值凌驾于其文化价值之上，致使资源的文化价值处于零保护状态。

     随北桐柏山脉资源，就经济论，包括林木矿产，而就文化论，它是居盘古、生炎帝、兴禹王的精神圣山。为了“发展”，我们眼巴巴地看地着一些资源消耗型产业吞噬桐柏山体，而与之交融的历史文化也不能不遭到资源消耗型产业的严重吞噬。

     随州文化资源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是因为人们常常将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在发展上不是包容式的，即认为实行文化资源保护，发展经济就得让路；而要发展经济，文化保护就得让路。在这两个极端中，一些人认为，文化资源保护是要花钱的，而发展经济则是赚钱的买卖。赚钱，总比花钱好。如此零和游戏，发展的经济选择成为必然。于是乎，我们看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羊子山古墓群，几乎处于零管理状态；三里岗冷皮垭遗址承包给人种树，标识遗址的石碑，损坏破落，野草丛中，很是荒凉；反映淅河水运繁荣的石码头，变成民宅房基，而州城古城墙等等仅剩几处残垣。

  （三）保护与利用整体思路不明确，致使随州文化保护与利用缺乏系统和完整的战略规划。

     近年来，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力争将随州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可是怎么做，我们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虽然我们也编制了一些保护规划，如1996年就编制了《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但名城保护仅仅是我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的一部分，更何况此规划并不完善，一些重点保护单位和重大保护项目并没能编制到位。更令人遗憾的人，就是这样的保护规划，我们也并没有严格执行和实施。

    随州文化资源除了城市文化外，还有考古遗址、文化名山等等，应该以系统思维将它们与名城文化内在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据此编制一个完整的随州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三、随州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建议

   （一）认知建议。

    展开系统研究，在对随州文化实施内涵性保护和记忆性保护的前提下，将随州文化转化为助推随州发展的软实力。

    1、实施内涵性保护和记忆性保护。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随州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厚的文化资料，从研究的角度看，随州文化研究已经具备了从田野作业转向室内研究的条件。建议成立“随州文化研究所”，对解随州文化的内涵、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对随州文化实施内涵性保护。同时，建立大遗址博物馆，对已经的馆藏文物进行分类整理，从音乐、书法、绘画等不同层面多形式地展示随州文化的发展脉络，从而对其实施记忆性保护。

    2、以资源利用为抓手，将随州文化转化为助推随州发展的软实力。随州文化不是随州经济发展的负资产，恰恰相反，它应该是随州发展的底气。如果能得到合理的运用，它即助推随州发展的软实力。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使随州文化进社区、进机关，使全体市民对随州文化及价值有全面的认知，从而增强随州的城市文化自信力。二是将随州文化的优质资源转化为随州形象。我们已经将炎帝神农、编钟文化打造成随州名片，但这还不够，还应该将其优质资源转化随州城市的内在气质，比如，充分运用季梁文化中的民为神主、君忠于民的思想，将随州打造成理性、民本的人文城市，无疑是对随州内在品质的极大提升。城市自信和城市形象，就是助推随州发展的软实力。

    （二）战略建议

    随州文化在考古学意义上表现 “大遗址”，对它进行保护自然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对它的保护却不能仅仅限于“大遗址”，而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将随州文化当作“遗址区”进行保护。“遗址区”是一个新范畴，首见于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这样看来，“遗址区”概念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运用“遗址区”概念审视随州文化，我们认为，可以将从本体区、周边改造区及建设开发区三个层面构筑“1十N十2”整体保护模式，打造“名城”、“遗址片区”、“圣山”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

    （1）、“1”即指“1名城”

    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州市就已经跻身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方阵，随州城因之而成国家认可的历史文化载体。它集侯国时代的“都”和郡县时代的县（州）“治”于一体。在历史长河中，“都”现在已无踪迹，而作为县（州）“治”，现在仅剩明清建筑遗迹。随州明清古城墙高三丈，周十里。分青城土城，有十三个城门。其中，青城有东门、西门、大南门、小南门和北门，各门有楼；土城有近圣门、龙会门、聚奎门、阳和门、汉东门、顺德门、玉波门、霖雨门。汉东门建有一楼，高三层，名曰“汉东大郡”，为历代名儒显宦，文人墨客登眺吟咏之所。城外设护城河二道，深丈余，建闸五处导水入城，注入大小通津河，使整个城区清水环绕，景色如画。如今，随之古城墙仅有三段残存，而护城河至今基本完整，古城格局清晰可见，明清风韵依稀犹存。

我们的名城保护工作只能在此基础上展开，保护内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软硬兼施，分期保护”。“软”者，即指历代名人事迹、古街名、地名等软文化；“硬”者，主要是指应该标识历史文化的建筑物等。随州城建文化的主要问题是软的太软，以至于软得使那些充满历史文化含量的名人事迹、古街名、地名，如汉东大楼、餐霞楼、李氏东园、张衡读书台等等“隐退”于故纸堆中，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体现随城的高雅；硬的太硬，以至于硬得让随州的城市建筑仅仅体现“当代”，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可能很“技术”，一些街景可能比较美观和协调，但是少了相宜而雅致的街名、楼名，所以很没有文化。城建文化应当树立软文化建设与硬文化建设同一性观念，城市建设过程同时是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修缮过程，此谓之“软硬兼施”。

     “分期保护”是指保护步骤。随城地上文物破坏特别严重，有些破坏是毁灭性的，在短时期内给予恢复性保护，是不现实的。实事求是的做法是，根据民众不同时期的文化需求及本市财经承受能力，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两至三年为期），在城区内恢复、修缮一批地域文化含量很高的古建筑、古景观。首先，恢复一批特色建筑，如李氏东园、季梁祀、汉东大楼、餐霞楼、张衡读书台等等。其中，季梁祀其实可以像宝鸡建设石鼓文博物馆那样，建成曾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即将编钟等随州青铜器上的铭文陈列起来，使之成为体现汉东风韵文化景点。第二阶段（以五至十年为期），对随州护城河进行清理保护。一方面提高白云湖水位，让河水注入城内护城河里，使随城获得动感，另一方面对挤占护城河的民宅等建筑进行拆迁，拓宽两岸，并且进行经常绿化，重现清水环绕、景色如画的古城风貌。

    （2）、“N”，即指大遗址片区。

     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存在，是进行大遗址片区保护的前提。截止目前，随州文物保护单位很多，其中地市级206个，省级24个，国家级2个（擂鼓墩古墓群、羊子山古墓群）。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可能上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也可能上升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例如叶家山古墓群、文峰塔墓地都可以升级为国保单位。因此“N”的取值范围实即N∈（2，206）。目前我们申请大遗址片区保护，应该围绕2N——擂鼓墩古墓群、羊子山古墓群两个国保单位做文章。把叶家山古墓群、文峰塔墓地、义地岗墓地、西花园、庙台子文化遗址等等附属于擂鼓墩古墓群，形成一个保护片区；将随县区域内的文化遗址附属于羊子山古墓群，形成一个保护片区。这样，我们就将随州的文化遗存，构筑成为一个“2N片区保护体系”，随着更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升级，N的数量将为之递增，随州的片区保护将更完善。

    （3）、“2”，即指“二圣山”。

      随州地处桐柏山、大洪山之间，属于由桐柏、大洪两座名山所构成的随枣文化走廊，其神韵源于桐柏与大洪，故随谚云： “自古随州起雄风，桐柏大洪两条龙”。桐柏山于《尚书》有载，可见其自古有名。民间文学调查显示，它是盘古神话的产生地之一；其支脉厉山更是神圣，为炎帝神农氏诞生之地；又名余山，而余山即禹山，所以桐柏山与大禹故事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盘古开天于桐柏，神农兴农耕于桐柏，大禹显神于桐柏，故桐柏山当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圣山。大洪山，先秦古籍虽仅有间接记载，但它与桐柏山一样有名，不仅有古老的创世山神话、神农文化、太极文化，而且佛教文化也注入其中。西汉词赋家司马相如为西汉王朝设计的国家级旅游主题公园之一——子虚园就是以大洪山为核心元素的，其应有尽有。可以说它也是由文化堆积而成的精神圣山。桐柏山与大洪山构成了当今随州的最大历史文化堆积，或者最大的历史文化遗存。

      “1十N十2”整体保护模式”，实际上已经将随州变成了一个历史文化大遗址，其中：2圣山是大遗址的框架，多片区是大遗址的单元，而1名城则是大遗址的基点，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从点（名城），到片，到体（圣山）的战略性保护体系。

       （三）开发建议

     随州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助推随州发展的软实力，如果我们采取寓保护于利用的思路，随州文化将会实现从精神力量向推动随州发展的物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超过600万英镑，美国文化商品产值占到GDP的五分之一。随州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值应该大有作为。不过我们目前的转化并没有“呈几何级数增长”，2013年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预计为14.62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2.2%,将随州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值，我们仍须努力。
    （1）、随州文化资源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技术遗产，它们有实用价值，应该积极开发实施生产性保护。如，在曾侯乙墓遗物中，曾国文化向我们展示了其先进的失蜡法技术、一钟双音技术、车辆制造技术、油漆技术、绘画书法技术，今天为保护墓葬而采用的固液分离即脱水技术以及文献中随侯以药作珠的治珠技术等等。这些技术，有的已经融入当代技术体系之中，有些则因可能过去失传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我们今天用得着的。如油漆技术、车辆制造技术、治珠技术等等，在我市今天的油漆产业、汽车制造产业等领域，仍然有可借鉴之处。保护，就要探索技术利用的路径。

    （2）、充分利用各种运用领域的关联度，使随州文化的运用形成支撑随州发展的产业链。 一是加强随州文化的商业运用，形成商业文化产业。据统计截止2012年，我市以随州文化元素注册的商标达148个，其中，与编钟有关的商业运用达54个、与炎帝有关的商业运用达23个、与神农有关的商业运用达29个、与鹿鹤有关的商业运用达39个、与曾侯乙有关的商业运用达3个。这个数字一方面说明，随州文化的一些元素已经转化为商业品牌了，另一方面，相对于内容丰富的随州文化，这种商业运用还很不够。二是开发编钟文化，打造音乐文化产业，实现编钟演奏创汇。1992年3月，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到日本举行特别展，其中有钟磬演奏，每日8场，盛况空前。东京NBS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向全日本直播了编钟的现场演奏。他们还录制《楚商》等演奏向全世界播映。此事表明，随州文化中的音乐资源，是能赚钱的资本。为了发挥其价值，我们必须整合整合现有编钟演奏队、随州炎黄文化研究会、烈山宗亲会以及文化部门的力量，组成文化公司，举办经常性的国际（随州）文化周，实现文化创汇。三是发展电子编钟音响产业、珠宝制造产业。利用学术研究成果将编钟电子化。例如学术界已经有人将曾侯编钟的十二律用于现代电子乐器的设计之中，并且提出“三律电子琴”的概念，如果我们循着这个思路建设文化随州，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产生一个电子编钟音响产业。这个产业的触角还可以延伸到影视业。四是发展治珠产业。早在战国时期，随侯就能以药作珠，且治珠产业比较发达，曾侯乙墓里的173颗玻璃珠的出土，就是明证。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技术开发，重现随地珠宝制造业的辉煌。四是发展随州文化旅游产业。随州文化资源同时又是随州的旅游资源，其特点是山水之中蕴藏着历史文化，历史传说中折射出自然珍奇。以先进的文化创意，开发这些文化旅游资源，就能把随州变成旅游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