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恒均

杨哥：
您好，我是你的公务员读者，今天写信是向你诉说心中的苦闷，大学毕业工作了五年工夫，感觉光赚钱没多粗心机，抱着做大事，为人民效劳的现实，靠自己的致力考取了公务员。过去十年，因为才干突出和勤恳工作，在同侪当选拔还算快，曾经是主事的副处长了。工作也还顺利，生涯也还顺心。

但这些年来，我觉得到社会对公务员的偏见越来越大，特别对我所在稍微控制了一些权益的机关干部，几乎都认定咱们是贪污犯，有时弄得我在外面都抬不起头来。您已经是公务员，也是当今网上比较公正的公知，您未必能理解我的处境和感想吧？咱们不是贪污犯，更不是罪犯，咱们是为人民效劳的国度干部，几像我一样的干部干死干活，可还不停地受到社会的误会，受到冷嘲热讽，以至被妖魔化，这公平吗？

记得您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庞大经济成就，同中国公务员的踊跃工作分不开。我深认为然。咱们的干部队伍并不比西方的公职队伍差，咱们中出了不少孔繁森、焦裕禄似的好干部。我以前的一位上司就抱病工作了一年多，实现了手头上的名目才回家养病，可能是因为没有及时医治，很快就逝世了。

我常看您的博客，也经过其它门路了解到不少美国的实在情况，美国有它的长处，值得咱们学习，但也有缺乏的中央，例如就我所知，美国的公务员队伍办事效率并不高，美国建国230多年了，公务员队伍中素来没有呈现过孔繁森与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好公仆。难道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好干部咱们不须要吗？我想任何社会都是须要的，只不过美国的体制无奈造就出孔繁森、焦裕禄，从这一点来说，咱们就有自己的劣势，咱们的干部队伍就应该得到确定。

但实践情况却正好相反，请不要妖魔化公务员！请杨教员发表意见、点拨一二，感激不尽。

老杨头答复：

杨恒均：美国为啥出不了焦裕禄？

有一位公务员读者给我来信，抱怨这些年社会上对公务员的冷嘲热讽，部分民众偏执地认定稍微控制了一些公权益的公务员都是“贪污犯”，关于他这位抱着“为人民效劳”考进公务零碎的干部来说，太不公平了。其实，类似这位公务员的来信我时常收到，感触颇深。这些年，社会行动与网络上的公众意见对赃官污吏的痛恨有演化到对一般公务人员“歧视”的田地，甚至一些公务人员在同民众打交道时，也如同有了“原罪”，动辄得咎，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

这种景象值得器重。虽说“小政府、大社会”是必然趋向，但假如在目前的体制下，公务员队伍在民众眼里被“同化”，变成社会异数，以至受到排斥与歧视，那不只会打击公务员的士气，还会引发部分公务员的消极怠工与某种拥有重大结果的反弹，实非社会与国度之福。

所以我指望社会大众感性看待公务员队伍污浊性的问题，但我更指望公务员队伍能够感性地深思发作这种景象的起因，能够深化意识到贪污腐败岂但害了民众，最终也会危及到他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主动配合这届政府的反腐，不能有冲突心情，或者抱着等到熬过这个风头的侥幸心理。公务员队伍应该以当初投入变革开放展开经济的殷勤，以“刮骨疗毒”、“勇士断腕”的意志与决计，推进制度层面、法治层面的廉政树立，还公务员队伍以清白。

这位公务员在来信里说，咱们的干部队伍并不比西方的公职队伍差，中国公务员队伍中出了不少孔繁森、焦裕禄似的好干部，而美国的体制就无奈造就出孔繁森、焦裕禄。他质问，难道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好干部咱们不须要吗？

我得招认，他说的美国公务员队伍没有呈现一个孔繁森、焦裕禄是事实，美国尽管也呈现过战役英雄和优良的“国度干部”，但绝没有呈现带病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也没有终日要“为人民效劳”的“公仆”。他的质问也让我倏地回想了一下过去十多少年在美国、澳洲等西方国度里同公务员打交道时的种种场景……

我还真有些困惑了！原来我上百次同西方公务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现一个西方公务员是对我（或者其它旁边的当地人）“笑脸相迎”、“殷勤效劳”的，他们绝大多数抱持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上班准时，该下班了，也绝对不会由于你来晚了而加班，按规则能办的事绝不会刁难你，不能办的事，你陪笑、送礼都没用。很难想像美国或者澳洲的公务员队伍会呈现一个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全心全意要为人民谋福利的焦裕禄。

相比而言，这些年感想到中国的公务员的“效劳态度”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迁，有些效劳更人性化，以至对来办事的国民像一些商业机构对待“顾客上帝”一样发展了“笑脸相迎”的流动……但奇特的是，西方人对自己的公务员零碎基本满意，对相抵消极和低调的公务员队伍也没有太多抱怨。而中国呢？正如这位来信的公务员所说，“（公众）几乎都认定咱们是贪污犯”，“弄得我抬不起头来”，为什么会这样？从制度与大情理层面我写过很多文章了，下面只想就自己的在海内外的感想简略谈一下。

美国和澳洲在制度设置之初，就认识到行政系统力气可能过于强大，于是就设置了可以限制行政权的立法权（国会）与司法权（法院），加上所有权益都置于法律（特别是《宪法》）之下，公务员成了一种“职业”，而不是充斥现实的“为人民效劳”的现实，他们既没有权益去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也没有必要去投合民众，他们只不过挑选了一种“职业”——同社会上五花八门的职业不同的是，公务员准则上是受雇于全体国民的。所以，国民有权对他们挑三捡四，中止批判（特别是针对整体），但只有公务员“遵纪违法”、“依法行政”，“雇主”也不能动不动就对他们吹胡子瞪眼睛，动不动就说“我养着你”，还真把人家当成了“奴仆”似的。

中国因为没有这种权益限制，加上惟一可以对公务员中止监视的媒体与公民发言平台又是置于公务员的管辖之下，这就让他们领有了“原罪”。于是就要为人民效劳，就要孜孜不倦、死然后已地为人民工作。其实，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有必要那么拼命吗？在做人方面，你遵纪违法，在工作方面，你依法行政，就是民众的请求。

公务员带病“为人民效劳”的事在西方几乎素来没有发作，是由于这样做准则上是“守法”的，也是不人道，令人生疑的，按照各国公务员条例，国民雇佣的公务员都应该在工作期间随时抱持自己身材与心理安康，可你得了忧伤症还保持“为民做主”，你得了癌症还不赶快治病，莫非你以为自己生病了也比其它安康的人更能效劳民众？你这是对自己更是对民众的不担任任啊！

因此在西方那种公务员体制下，没有人指望呈现焦裕禄和孔繁森似的好干部，也根本无奈出。在中国不同，谁都指望有更多的孔繁森与焦裕禄，清正廉洁，为民做事。中国也确实出了不少这类干部，可是，出了孔繁森与焦裕禄的公务员队伍并没有得到大众更多的尊重，为什么？其实很简略，假如出了一个孔繁森的同时，就呈现了好多个王宝森，出了一个焦裕禄后，就呈现了一大堆刘志军、王力军，恐怕就成了大问题。

有人兴许会问，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络吗？能不能一个王宝森都不出，个个都是孔繁森呢？这很难！没有法治、制度的保证与制约，不给掌握的人性常常会走向两个极其，一边是极其自私——呈现的贪污犯一个比一个更耸人听闻，家里都藏到上亿现金了；一边是极其无私，得了癌症还保持工作，好象少了他一位，十四亿人民都要饿肚子似的。而在理想生涯中，咱们发现很多时分，那些私心越重的人，越是体现出铁面无私；工作才干越强的人，贪污起来也更离谱；工作踊跃卖力，“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却正是那些把民众当儿子以至孙子一样恣意打造，以至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暴君，还美其名曰“都是为你好”……

西方公务员零碎出不了孔繁森与焦裕禄确实算是一大缺点，但这些年下来，正是这样的文官制度威力成功地阻止了大面积贪污腐败案件的发作。咱们出了个焦裕禄还有孔繁森，但这些年来，并没有更多这样的干部呈现，反而前仆后继涌现了季建业、刘志军、李春城、蒋洁敏、刘铁男等等层出不尽的赃官污吏，这些人早就彻底对消了民众对孔繁森等好干部的“感激”与等候。假如有得挑选，大多数一般百姓恐怕宁可不要孔繁森，也不指望呈现这么多赃官污吏吧？！

杨恒均 2014.5.23


附录一封村支书的来信，他的处境和困惑也有未必的代表性，请大家看看，假如能够就你自身的教训与意识回复过一言半语（留言或者写信至：yanghengjun@gmail.com），那就更好了。

杨教员,您好！

我是一名村支书，男，3X岁，中专学历，当过兵，03年退伍后不时在外面打工，2010年回村做干部，当年底开端任支书。
我是您的忠诚粉丝，我从2008年起读您的博文（省掉一段对我的溢美之词——杨恒均注）。

我以为任何现实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像您说的（省掉一段）。

我原认为经过自己的致力可以扭转点什么，可多少年下来，发现什么也扭转不了，感到很无助，很无法。真不知还应不应该保持。
今天特向您求教个问题，指望您能抽回复一下，万分感谢！

我该如何为人民效劳？一心一意为人民效劳是我党的目标，可当为人民效劳不被理解，以至导致污辱，诅咒时应该怎样办？

村民刘XX ，2013年在X 镇建房，为其申报了乡村危旧土坯房革新贴补资金；2014年拆老宅与陈X 合建一套房，按政策规则一户一宅，一户多宅不能申请贴补（即陈X 因原补过一次不能再申请贴补）；一房一补，合建只能补一户（即不能同时给陈X 和刘X 申请贴补）。但村委会通过反复钻研，以为确实是两家独特出资建的，而且陈、刘都两兄弟虽户籍上是一家人，但事实上已分家（因土坯房革新贴补政策，上面指导担忧群众恶意分户套取惠民资金，遂暂停办理分户业务），因此，决议同时为陈和刘申请贴补（即两户）。

即便如此，可陈X 仍然不满足，提出他的房子是与弟弟都独特出资建的，请求补三户的钱。无论我如何解释，讲政策，谈准则，就是不听，非说所有都是支部书记说了算，不补给他就是瞧不起他，不给体面，故意与他过不去，并四处散布流言恶意伤害，还扬言利诱说不补给他就要告我，要我下台。

这只是一个一般的例子，类似的事件在工作中时常碰到，这到底是那门子事？面对这样的群众，我该怎样办？这个社会到底怎样啦？

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