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远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赞曰：中华民族五千年，上溯炎黄二帝传；

　　　史料求真凭考古，金文甲骨字关连。



一、前　　言

中华民族有位共祖黄帝，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神农氏教民耕种，尝百草以治疾病，为中医鼻祖，这也是世俗知晓的事。但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在黄帝之前还有一位炎帝，就知之较少，而这位炎帝与神农氏居然还是同一个人，可能就多有所疑。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时、事、地、物的五大基础上，去探索合理的证据；这就寄望于过去的史料，能与现代考古出土的文物相契合，使二者像一件夹克外套的左右幅，必将中间连系的「时间拉炼」扣准，才能顺势拉合（注1），否则两不相应连结，上古史料欠缺考古实证，便永为传说或神话。本文即基此理念，试图从双方面搜出一些线索，或许有助征信。



二、炎帝神农的史料轮廓

先秦典籍有关炎帝神农的载述，确实很少，就如较早的《诗经》305篇中，根本不曾咏及炎帝神农甚至黄帝事迹。《管子》在〈封禅篇〉称炎帝曾到泰山封禅，又在〈轻重戊篇〉称神农在淇山之南种植五谷。而《周易》书中未见有「炎帝」称号，只在它〈系辞下传〉说过神农氏兴起，用木制作耒耜，教民农耕；神农氏过世后，便换黄帝治理天下。《春秋左传》记鲁昭公17年秋（公元前525年）之事，有郯子来朝，在宴会上，郯子说到黄帝是采用云彩来纪官名，而炎帝全用火来纪官名；又记哀公9年秋（公元前484年），称炎帝为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人。《孟子?滕文公》也见有许行倡说神农之道；《伦语》便不述及炎帝神农及黄帝，难道孔夫子是「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庄子》一书，有多篇提到神农，却不称炎帝；在〈盗跖篇〉中谓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彼此无相害之心，这是崇高的道德标准；然而黄帝就不能致德，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竟流血百里。在〈箧胠篇〉中还托言神农氏时，民结绳而用之纪事，甘而食，美其服，乐其俗，各安其居，与邻国不相往来，是很理想的治理之道。到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公元前240年前后），则言炎帝为炎夏之帝，而黄帝为中央之帝，并多见神农之称。

秦亡汉兴之后，正史之传，便推司马迁着《史记》（公元前91年）为尊，在卷首的〈五帝本纪〉中，谓黄帝轩辕时候，因神农氏的后代子孙道德败坏，黄帝起而代之；后世唐代张守节为《史记》作〈正义〉的解说，引了晋武帝（公元265－289年）时皇甫谧着《帝王世纪》所述一段关于神农氏的史话，值得引出参考：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

皇甫谧对神农氏的出生称号，一口气提了四种说法，似乎是对神农氏的姓姜，长于姜水云云持有怀疑。于是张氏〈正义〉接续引出《括地志》所云：

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烈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在晋郭璞《水经注》中，则既称炎帝长于姜水，后为姜姓，又称神农氏为三皇之一，姜姓，都于陈，因生于烈山，故号烈山氏。

以上列举史料对炎帝神农出生的故里，不外二说，一在姜水，一在烈山。按姜水在陜西关中平地西部，当岐水东过姜氏城而南流入渭河的一段便是（《水经》渭水注），所以炎帝神农属姜姓；一称烈山，是在湖北随州市之北，烈与厉音相通，故也是厉山，烈山氏也就是厉山氏，厉山之下有厉乡，古有厉国在此（《汉书?地理志》）。我们按五行方位及其属性解，姜水地处中原之西，属白；厉山却位于中原之南，属赤，亦属火，叠火为炎，所以炎帝生长于南方的厉山而称厉山氏，或烈山氏；又为火师，以火德而王，是炎夏之帝，用火纪其官之名，并有赤帝之号，都较生长于西方的姜水之说近理。

清道光戊子（公元1828年）王开琸纂辑《炎陵志》，据其引录，称炎帝烈山氏，在位120年崩，纳奔水氏，生帝临魁，凡八代才由轩辕氏取而代之；后来到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始访得炎帝陵墓，在今湖南省东南之酃县康乐乡白鹿原（注2）。

按炎帝神农氏既曾在位120年之久，那么他当有140岁之龄，这似近乎神话，若真传了八代子孙，，依现今常情推算，至少就是200年，所以比较合理的说法，炎帝神农约是黄帝之前250年前的人。

至于炎帝活动的范围，史料所传有限，曾到山东的泰山封禅，在河南北部的淇水一带教民种植五谷；所谓都于陈，疑地在河南省东部，不过既以湖北的随州北地厉山为出生故里，死后陵庙厝在湖南省东南的酃县境内，则其活动范围当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中心，南北空间约1200公里之距，这是吾人所能获得较少神话的时空认知了。



三、黄帝的史料轮廓

述及黄帝事迹的先秦典籍，一如上章所引，大约在东周的春秋及战国之时，至少有《管子》、《易经系辞》、《春秋左传》、《国语》、《庄子》及《竹书纪年》等书，现择要综合译介如下：

黄帝在神农氏没落之后兴起（《管子?轻重篇》、《易经?系辞下传》、《庄子?山木篇》），初时定都有熊（《今本竹书纪年》）；之后，势力日渐壮大，曾在阪泉战胜炎帝的子孙（《春秋左传》），又在涿鹿擒杀蚩尤（《庄子?盗跖篇》）。黄帝在位19年时，政令遍行天下，到过崆峒山，广成子教他放任无为而治天下的道理（《庄子?在宥篇》）；同时，黄帝制定简明法律，百姓都能安心守法，于是各地人民相率归顺，无为而使天下治（《易经?系辞下传》、《管子?任法篇》）。在位20年时，看到天上五彩祥云，就用各色彩云制定官名（《春秋左传》、《今本竹书纪年》）。黄帝曾游赤水之北，又登昆仑的山丘（《庄子?天地篇及至乐篇》）。在位59年时，仁义远播，于是有外国人贯胸氏和长股氏前来臣服（《今本竹书纪年》），按或属西部边疆少数民族。黄帝在位100年时，曾经发生大地震，于是驾崩（《今本竹书纪年》），黄帝崩后，他的第八世孙虞舜和夏禹，先后治国，每隔五年都要隆重禘祭黄帝（《国语?鲁语》）。

以上引译内容，都出自2300年到2650年前之间约350年中的具体记载，黄帝的活动范围也有概念：其都邑有熊，约在今河南省新郑西北的黄水；而据《庄子》一书生花妙笔所述，黄帝曾北游赤水后登昆仑，即由陜北直上河套的阴山；向南则到了湖北和湖南交界的洞庭湖。

在《庄子》之后约250年的《史记》，便述及黄帝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崆峒山），四周空间约在今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未逾长江而南，其活动范围当以中原的黄河流域为中心，方圆约1500公里之幅；而崩后葬于桥山，即在陜西中部的黄陵县，盖自汉武帝远征朔方凯归，途中经此致祭黄帝（《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自是历代皇帝皆不忘谒陵祭祀，如今则是百姓年年朝圣。1998年4月5日清明节，余因出席在西安召开之「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同注1），并有幸随大会前往黄土高原祭陵，盛典备极隆重，民众鱼贯瞻仰黄帝陵及周围景观之恢宏壮丽，咸兴黄帝圣灵万古不朽之慨！



四、从商周古文字探索

先秦简册典籍，原皆东周各国大同小异之古篆文字所书，到了秦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用李斯所作小篆定体统一天下文字时，所有古籍必即以小篆转译，其后再变隶体，至东汉章帝建初之时（公元80年前后）王次仲又创楷书文字，所有先秦典籍，才完全呈现楷书正体字的面貌。但简册古籍几经文字的改体传写，难免舛误错失，虽后世迭出饱学宏儒纷作注疏订正，终究还留一些存疑之憾；故现代学者最能信赖的，莫过于利用地下考古出土的商周古文字材料，作为直接证据，再校古籍追究古史。

基此理念，我们试从商周古文字来探索有关炎帝神农与黄帝的存在。这主要可分两大部份：其一，是近百年来，各地考古发掘而得的商周铜器，以及可能自汉代以来出土而传世至今的商周铜器，这些铜器可能至少有5000件是铸刻有金文（铭文）的，它们约略是距今3400年前即商代早期的后段，到2200年前即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前所使用的文字；我们据容庚编著的《金文编》中统计，将近有3800个金文单字（注3），若加上近20年来出土及民间传藏的新字，总数或近4000字之谱，其中经余辨出属于商代始用者，将近有900字之多。

如此大量铸刻有金文的铜器中，其具长篇史料记述者，在3200年前后的晚商时期，便有一件作为酒器的卣铭，铸有44字，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它是迄今所见晚商最长的一篇金文记事；另有30字的「戌嗣子鼎」铭，及27字的「小臣俞犀牛尊」铭等（注4）。在西周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长篇铭文已不胜枚举，诸如西周早期成王时的「何尊」122字铭，西周晚期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的「毛公鼎」500字长铭，它是商周时代最长的一篇铭文；其它如「散氏盘」357字铭。春秋中期晋文公（公元前636年即位）时「子犯龢钟」8件成套共132字铭（注5）；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65件成套，合计3755字铭；战国中期「中山王铁足大鼎」469字铭，……。就用这将近4000个金文单字，记述了商周王公文武百官及属国王侯的诸多史事，但在3000年前的商代晚期，却只出现一个「帝」字，作为帝号之用，尚未见有「神」、「农」、「炎」、「黄」各字的踪迹；到了约2900年前后的西周时期，我们才找到它们，不过「神」字是称「百神」，「帝」字是指「上帝」而用，「炎」字则作地名之「郯」（在山东），「农」字多作人名，「黄」字可用作玉佩之称，也可喻老人发肤之色，并未见有「炎帝」、「神农」或「黄帝」之连称及观念。

独独到了战国中期的齐威王时（公元前357年），制作了一件食器「陈侯因齐敦」（齐威王名），铸铭79字，其中刻有铭曰：

皇考孝武桓公（齐桓公），恭哉，大谟克成。其惟因齐扬皇考，绍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厥德。

这就是唯一在2363年前（以今2006年上推）出现「高祖黄帝」之称的金文实录力证，也就是说当时的齐国人文，确有以黄帝为始祖的概念（注6）。

其二，是近世纪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到1928年起才由公家机关发动，而由学者主持的正式考古发掘，先后掘获占卜并具刻辞的龟甲与牛胛骨，总数可在10至15万片之间（以整片及碎片合计）（注7），这些甲骨卜辞，都是商代晚期之初第一位王盘庚，首迁来此新建殷都，历经273年间的12位王，他们崇尚甲骨占卜迷信，几乎每天在王宫内临朝前，都要与太史、太卜等官员，先在内廷用龟甲或牛骨占卜出吉凶，然后遵照办政；所占问的事，内容繁杂，除国之大事如祭祀及征伐之外，还包括天文、地理、田猎、农耕、疾病、占梦及后妃生育等（注8），凡事惟求卜示决断；卜后便将所问及稍后是否应验的事，一一刻记在甲骨上的卜纹旁边备查，如此日积月累存作档案，成为殷商王廷一套完整的记事实录；待前王崩后，便将其所用甲骨卜辞档案掘窖埋葬，有的甚至将其管理甲骨文档案的人员，一并埋在甲骨堆中随葬，就像70年前（1936年），考古队在安阳发掘ＹＨ127坑的巨大贡献一样，经学者考证，竟然是殷王武丁一朝的17000多片卜龟字甲（碎片分计），其数量之大，乃占当时历次考古发掘字甲总数的78％，也就是殷朝12位王占卜所用龟甲，在每5片中，便将近有4片属武丁一王所用；而每片龟甲所刻卜辞的字数多寡不一，其最多者有一片刻上279字，此系刻记殷王武丁亲征，并调兵遣将，分头讨伐小邦的精彩实录（注9）。

总计晚商王朝在内廷刻录甲骨卜辞，记事存史的「刀笔字体」所用单字，将近3500个，惟惜至今可识之字还不及一半（注10）；它们与同时期在各级臣民社会通行约900个金文，原属一种文字，只是金文系用毛笔书写而后铸出的正规字体，其笔画有圆转及象形的肥笔特征，甲骨文字却是王宫内廷专为契刻卜辞惯用的刀笔字体，其用刀横竖直冲，不免有遇繁减笔的简化文字，这在民间社会是难窥宫中刻字之真相的，故商代的大众化文字，无疑是以金文为代表（注11）。

尽管如此，我们今日仰赖考古发掘的伟大成果，反倒有幸看到殷商王朝之深埋窖藏档案的甲骨文字，在其所用的单字中，是有「炎」字，惜其连辞难解；而「帝」字有作祭名，具「天帝」的概念，也用为王天下者的尊号；「农」字有作「农示」，如农神，与后世祀社相似；「黄」字有作「黄尹」者，或属人名；「神」字仍未见（注12）。

以上略述商周两代文字，现存最多的两大主流实况，其在商代就都不见有「神农」、「炎帝」与「黄帝」的连称；这也就意谓3000年前的人，尚无追溯两位远祖的观念：而西周金文虽然增多，长铭记事连连，却是仍缺其证。难道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两大远祖，只有到战国中期的齐威王，才落实一位「高祖黄帝」的存在？非也，因为当今各地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未断，地下长埋古文史料必将再现，吾人惟有拭目以待。



五、考古新知炎黄时代的四方文物

据前考炎帝早于黄帝约250年，而台湾「轩辕教」推算黄帝生于距今4741年（注13），加上黄帝在世或百年，则炎黄二帝的时代，便在5000年到4650年之间，今俗号称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文化，则应包涵炎帝的存在才算具足。那么在此历史的时段里，近世的考古发现，又获得什么相应的文化遗物呢？

先说炎帝活动范围以南方之长江流域为主的出土文物：在长江中游的两岸，其西段以三峡之东，到洞庭湖北岸的江汉平原一带，有「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000－前2600年），当时民生用器，是泥质黑陶、灰陶和少量彩陶的装盛器；工具用石锄、石刀等，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6000多年－前2000年）晚期偏早的产品；家禽生畜有鸡、猪、羊和狗，见于陶塑；也有代表权力的一件穿孔石钺，其上有朱绘的卷云纹；居民以种植水稻为主食（注14）。在长江下游，是大别山与安徽巢湖之间的江淮地区，有「薛家岗遗址」（公元前3200－前3000年）的三期文化，以夹砂的素面灰黑陶为主，有甑鼎套合的陶甗作蒸食用；石器有朱绘石钺，及一件朱绘多孔石刀，长达51.6公分，所绘是花果形图案；随葬品中的陶器最多，有一座墓中有30件玉器；主食亦系稻作。长江由巢湖再东下南京一带，是「北阴阳营文化」（公元前4000－前3000年），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术都较高，小件玉器的制作较发达，死者口中有含玛瑙石子的。长江东出大海与钱塘江之间相夹的太湖地区，更是「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年）荟萃之地，早期以轮制的磨光灰陶为主，有扁足鼎和袋足鬹等；玉器制作兴旺，品类在10种以上，从武进发掘的「寺墩遗址」（公元前2790年左右），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墓葬，其大量随葬品中，就有玉琮33件和玉璧24件，而最大的玉琮高达33.5公分，大玉璧的直径达26.2公分，足见此一地区崇玉之盛，手工艺的琢玉技术之精。在吴兴附近的「钱山漾遗址」（公元前3300－前2600年），早期即有大批竹篾编织物，以及丝麻织品与绢帛，当时养蚕业已兴。

当此同时，南方珠江流域广州北部的曲江县附近，也有生民活动，在其「石峡遗址」（公元前2900－前2700年）的墓葬中，有大量陶器、石器及精美的琮、璧、环、玦等玉器。甚至连西藏东部3100公尺的高原，在澜沧江上游昌都江边一处「卡若遗址」（公元前3300－前2100年），其早期遗物也见夹沙红陶，大型石器及镶嵌石叶的骨刀，还有精细的骨针、骨锥、骨饰等，吃的有粟子，牲畜有猪和牛等。

在南方长江流域分布的这些文化遗存，实际上已延伸到黄帝的时空环境，而黄帝活动以中原之黄河流域为主所广被的时空环境，也上涵了炎帝。黄河流域是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彩陶为象征，可是炎黄二帝的出现，却已踏入仰韶文化的尾声，不过还能从洛阳西郊「王湾遗址」（公元前3390－前2390年）的「王湾二期文化」中，看到一些画有弯曲纹饰的彩陶盆；从陜县「庙底沟遗址」（公元前2900－前2800年左右），到早期「龙山文化」（公元前2780年）的时段，也仍有少量仰韶文化遗风的细泥红彩陶，而97％则属灰陶；工具则有单孔石刀和石镰，特别是有双齿的木耒作为农耕之用；家畜有猪、狗、牛、羊和鸡。

黄河流域下游，便是山东境内之「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前2500年）的中期（公元前3500－2800年间），所用的彩陶器皿，是折腹罐形鼎、大镂孔圈足豆和深腹背壶等，纹饰除有早期的花瓣纹外，多用波折、方格及红色圆点纹；农业以粟为主，工具为有肩之石铲、石锛、石镐头或鹿角锄，渔猎则制骨器为用；随葬品以猪为盛，一墓中随葬有多达32头猪的下颔骨，可证猪是此地的财富表象；更有夫妻合葬，或妻妾殉葬之俗，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也有玉铲、象牙器及近百件精美陶器的随葬。

黄河上游地区，与炎黄二帝同时的文明，则推甘肃兰州之南临洮的「马家窑遗址」（公元前3300－前2900年）到其晚期「小坪子期」（公元前2900－前2650年）的绮丽彩陶为代表，它们的风格与中原庙底沟类型紧密相关，有仰韶文化向西扩散的脉络可寻；彩陶器类多样，有碗、盆、瓶和罐等，纹饰用黑色粗笔画出大漩涡纹及大锯齿纹为主，也有蛙和变体鸟纹，展现强烈的地方风格。

在典籍史料和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可能还未曾提到的东北辽河流域，早从8000年到5000年之间，就有奇特的文明在孳育发皇了。其继大量奇型怪状玉器的「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之后，是辽宁东部地区的「小珠山三期遗存」（公元前3000－前2500年），石器多数磨制，有弧刃双孔石刀、石斧、石鎌和穿孔石铲；手制的陶器多呈黑褐色，附加堆纹和划纹，有碗、钵、豆、壶、鼎和罐等；农业种粟，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有鹿、獐、海贝和鲸鱼等。

藉此考古出土实物的粗略大貌观想，则在炎黄二帝的时代里，差异较大的是：南方的炎帝和子民，以食大米为主，中原的黄帝和子民，则以食小米（粟）为主，而农耕用双齿的木耒犁土便少折损；相似的是衣着有丝麻，所用的器皿，以灰黑陶器为多，但黄帝之时彩陶仍不少；工具为石器，家畜有猪、牛、狗和鸡；狩猎与征战则用石斧、石镞并用竹木所制的竹弓、短棒及长棍系绑尖锐石器之类武器；死后佩饰用玉器，祭器有大石刀或玉琮玉璧等，既重视生活亦善敬灵魂。



六、结　　语

事实上，炎帝神农与黄帝，迄今所见最早的史料及金文实录，都只出现在东周的春秋与战国时期，距今才约2600多年前后，真要上溯到炎黄二帝之世，可还有2300多年是空白，着实是远古莫测！可是今日吾人对5000年前的考古文物，却是各地博物馆可见，对远古人民生活状况，反倒历历在目；就如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刻字出土，对商代的先公先王之名，一一浮现，可上溯到3600年前商汤的名字，甚至还溯出「高祖夋（俊）」即帝喾之名（注15），《史记?五帝本纪》已载明帝喾是黄帝的曾孙，这便是今日端赖考古出土信物，起码已可上溯到4500年前的帝喾了。大地无私藏，只要有考古，便会有炎帝神农及黄帝信物的出现，先秦史料与考古实物，两者之间，终将用「时间拉炼」紧密扣准咬合的。

当考古新证对此尚无突破之时，但从汉武帝之祭黄帝陵，宋太祖之访修炎帝陵，也都是上千到两千年前的事；自是历年都隆祭不衰，史无可泯！于兹尤在炎帝出生之湖北随州厉山故里的神农胜迹，举行炎帝神农祭祀大典，乃我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五千年血脉与文化的薪传荣献，历久弥盛。





附注：

（注1）张光远：〈从考古展现黄帝时代的中国文明〉，《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页118－126，1998年4月讨论会，2001年3月出版。又见《故宫文物月刊》，185期，页62－79，1998年8月。

（注2）清?王开琸纂辑：《炎陵志》八卷之卷一〈帝祀〉，卷三〈陵庙〉，道光戊子（1828年）刊本；《中国祠墓志丛刊》收编，2004年10月。

（注3）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1938年9月，容庚原著；1985年7月摹补，据1984年6月张振林在本书「后记」中统计，引用器目共有3902器，其单字共有3772字，其同字而多体的「重文」，合计是20489个。

　　周法高主编，张日升、徐芷仪、林洁明编纂：《金文诂林》，共15册，见1894单字；又其〈附录〉4册，见单字1213字，合计3107字。1975年。

（注4）商代晚期「戍嗣子鼎」，高48公分，1959年在河南安阳后岗商代

祭祀坑出土，殉54人及海贝3堆。

商代晚期「小臣俞犀牛尊」（笔者订名），高23公分，1843年在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7器之1，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

（注5）张光远：〈西周重器毛公鼎〉，《故宫季刊》，7卷2期，页1－70，1972年冬。

张光远：〈西周七件长铭的铜器〉，《故宫季刊》，9卷1期，页41－64，1974年秋。

张光远：〈故宫新藏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初译〉，《故宫文物月刊》，145期，页4－31，1995年4月；又150期及158期皆有相关「补释」及「浅说」刊登。

（注6）张光远：〈从考古发掘与经籍古文的印证论有熊氏黄帝〉，《故宫季刊》，10卷1期，页23－33，1975年秋。

又：同注一。

（注7）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页11，1965年。

（注8）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续集，1944年。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1985年8月。

（注9）张光远：〈殷墟最炫丽的一片武丁大卜甲〉，《故宫文物月刊》，第279期，页84－93，2006年6月。又应邀出席2006年8月11日至14日，在河南安阳召开「2006年中国安阳庆祝殷墟〝申遗〞成功暨纪念ＹＨ127甲骨坑发现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之论文。

（注1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首，页141，载合计1765单字（不计重文75字）；卷14附待考1583字，则合计有3348字。1965年5月。

（注11）张光远：〈论商代金文在中国文字史的地位〉，1994年1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国际研讨会」发表，至1997年7月才出版，见该会《论文集》下册，页1053－1085。

（注12）同注10，李著，总数16卷，本文所涉关键各字，可藉其索引查得其解。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释「帝」，页74，1985年。

（注13）台湾的「轩辕教」，于1957年获准正式成立，每年4月5日大祭黄帝圣诞，其推算黄帝生于公元前2734年，距今2006年，已有4741年。

（注14）本文第五章所有举述之考古资料，皆出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8月。

（注15）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九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