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不同世代、不同流派的思想精英都在期盼中华民族尽早从苦难的深渊中走出，重新崛起于世界舞台。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表着在民族劫难中抗争民族厄运、挺直民族脊梁、实现民族复兴的三种路向与诉求。“三大思潮”展示了别具特色的思想个性但又有着某些“共同观念”，其中，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向往，成为各思想流派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基本共识。
1、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既主张个体自由，主张每个个体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又强调每个民族成员对国家富强、民族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严复、梁启超等人引介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手段。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在他看来，自由是西方国家实现富强的本源，也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利器。他预言，如果实施斯密《原富》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后中国将与美国并驾于国际舞台，“将地大气厚者，为文明富庶之所钟焉。然则雄宇内者，非震旦，即美利坚也”（《严复集》第894页）。
梁启超作为移植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驱，率先使用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等体现整体主义取向的称谓。他在1902年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后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奠定了重要基础，首提“中华民族”一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就曾使用了“古学复兴”“复兴时代”等词。他在1900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痛陈“老大帝国”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国”的重振，坚信中华民族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他把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寄托在少年身上，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选集》第127页）。《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还出现了“复兴中国”“振兴民族”等词。
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依旧怀抱着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展开他们的寻梦、追梦之旅。他们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思考民族复兴问题，使用了“文艺复兴”“文艺中兴”等说法。胡适从1917年6月回国途中开始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此后，他在中英文讲演中频频使用这一名词，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来特指新文化运动，或从广义上指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后者即近义于“民族复兴”。他还提出过“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的愿景。胡适被五四时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的学生社团—新潮社聘为指导员，该社团创办的《新潮》杂志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艺复兴）。
蔡元培1923年10月发表了《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说，他所说的“文艺中兴”实际上也是广义上的民族复兴，他说：“照我个人推想，再加四十年的功夫，则欧洲自16世纪至17世纪所得的进步当可实现于中国。那时候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他在1935年发表的《复兴民族与学生自治》的讲演中，称民族复兴的含意为：此民族并不是没出息的，起先是很好的，后来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压迫，以致退化，现在有了觉悟，所以想法去复兴起来。我们不能自认为劣等的民族，而只认为民族的退化，所以要复兴。
2、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始自甲午战争失败后“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民族复兴概念的定型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则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复兴”从初步酝酿的观念发展为普遍流行的思潮过程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新儒学代表人物、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于1932年5月在北平创办了《再生》杂志，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其“创办启事”称：该刊定名为“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i）”，“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他发表了《民族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等文，并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的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还有同年9月创办于上海的《复兴月刊》等。《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开辟了“民族复兴专栏”。此后，“民族复兴”一说广为流行。
文化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一样，都注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寻求实现民族复兴之路。但两大流派文化取向不同，自由主义把抨击传统、“再造文明”，视为谋求民族复兴的途径，而保守主义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致力于文化传统的守护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早在清末，国粹派就提出了“古学复兴”的口号，既以其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译法，同时又借以表达对中国文明再现辉煌的期盼。邓实1905年发表的《古学复兴论》提出“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20世纪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梁漱溟作为新儒学的开启者登场，他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阐述了“中国文化复兴”命题，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过时，印度化还早，“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化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20世纪30—4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纷纷宣传“民族复兴”，但仍聚焦于民族文化的复兴。贺麟指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钱穆基于“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历史略有所知”（《国史大纲·引论》）的认知，撰写了《国史大纲》等著作。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都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但缺乏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可行路径与社会力量，忽视政治救亡的前提与经济变革的主题，而完全指望“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自身又“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其结局是美梦难以成真，幻想一再破灭。
3、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包括了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文化上的激进变革主张。有别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注重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革命者强调正是列强侵略与封建统治导致国家山河破碎、民族日益衰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以寻求国家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寻求社会进步。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开启者。他在1894年的《兴中会宣言》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使中华儿女深受感奋的口号，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此后，他致力于探寻复兴之路，并把一生献给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孙中山一再阐释过他对实现民族复兴的期盼。他在1904年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页）。他在1906年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同上，第319页）。他在晚年的《民族主义》的演讲中，较全面地阐述了民族复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是很强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但“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处于极危险的地位”。民族复兴就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恢复民族地位，一是要恢复民族精神、恢复固有道德，恢复民族精神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了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二是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孙中山还强调：“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他在讲演中还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53页）。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实行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但民国建立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国家、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命运。先进的中国人被迫继续寻求新的复兴之路。
李大钊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之外的“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够给民族复兴带来新的希望、新的前景。他说：“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作为我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是中共党史上最早提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并以此理念探索国家前途的先哲。他当年使用的说法是“中华民族之复活”“青春中华”“中华再生”等。他在1916年8月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中提出了“青春中华”的说法，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次月发表的《青春》提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提出，少年的责任“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同年4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71、368、388、493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行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南方网
作者：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俞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