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CD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拥护?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GCD成立92周年。92年来,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秘诀何在?本刊特组织了一组笔谈。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GCD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GCD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倡导、努力建成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最大限度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孤立顽固势力反共投降活动的有力武器。同时,GCD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GCD把爱国主义融入到伟大的革命实践之中,使得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GCD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
切实改善民生。孙中山认为,实行民生主义,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本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囿于政权基础,国民党虽然对解决土地问题似乎很重视,也有成套理论,但是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土地问题这个中国的“千年难题”,却由GCD解决了。1947年9月,中国GCD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包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GCD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解放区,国共内战时期就向GCD部队输送了59万青年,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不仅如此,GCD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这样,民生得到巨大改善的翻身农民坚定地站在了GCD一边,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基石。陈毅同志曾经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倡导和践行民主。中国GCD非常注重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等等。比如,抗战以来,GCD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GCD不仅在自己领导的地区大力贯彻民主,在国家发展愿景上也不遗余力地号召实行民主。1944年9月,GCD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然而,国民党的政治考虑是维护其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内战的隆隆枪炮声击碎了GCD的努力,同时也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反民主的本质,而团结在讲民主的GCD一边。
注重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一贯把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全党的作风和面貌为之一新,党群关系更加牢不可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队伍空前壮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党整军运动,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人民、争取胜利的坚强核心。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中共中央适时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使党的团结和统一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经过大力建设,我们党成为了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日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廉洁自律的GCD人,深入到乡村的基层中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GCD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民力,因而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副院长)
既犯了错误,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精神极大解放,建设热情极大迸发,仅用短短7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然而,探索之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主观和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如“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教训极其深刻。但同时,我们也应对这一时期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GCD的七十年》、《中国GCD历史》第 二卷(1949—1978)等党的重要文献和著作对此都作了客观分析和总结。“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不能就此替代并否定十年建设(1956—1966)的成就。“十年动乱”期间,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长47.2%;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推动外交工作实现了新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条件。公道自在人心。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进行建设取得的成就,正是凝聚民心、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物质基础。
与群众同甘共苦。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GCD及其领袖毛泽东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对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渡难关。1960年11月,中央专门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党内干部不能特殊,不能脱离群众。为作表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自降工资。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1960年9月,党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对于报告提出的进一步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办法表示同意,指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保障。
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GCD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失误,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直接的和间接的领导责任。会后,周恩来也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GCD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GCD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否定“文革”的同时,邓小平称“文革”也有一“功”,认为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在明确指出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同时,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二室主任)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也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CD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传统观念。比如,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公有制,而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高的比例;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计划经济,而1992年以来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单一按劳分配,而现在除了按劳分配外还有按生产要素分配;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农业集体经济,而上世纪80年代初就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根本的政治立场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根据中国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才可能改革开放,才可能有各方面的巨大成就。
大力推进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是从改革的深刻程度、从改革的巨大影响的角度来讲的。仅仅以两项重要的改革为例,足可以看出改革对当代中国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其一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之前,中国农民是很苦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讲了这样的数字,1978年全国还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这在当年约10亿人口中整整占了1/4比例,而且贫困的含义就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其主要原因是人民公社大锅饭体制,大家出工不出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现在中国人不光吃饱了,而且吃得越来越好,中国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优越性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得到很好的体现。但经济规模大了以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指望国家计委把经济计划得完全符合比例,事实上不可能,当年很多生活用品严重短缺,要靠票、靠证来领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必然使出浑身解数,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发展了生产力,告别了短缺,告别了粮票、布票等。30多年来,中国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古老中华进一步强筋健骨,焕发出令西方世界不可思议的生机和活力。
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进行伟大创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30多年来,与改革相伴随,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程度日益加深。现在想一想,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外国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带来了外国的资源能源,带来了外国的市场,带来了外国先进的理念和管理,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在开放进程中,我们立足中国国情,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伟大的创造,探索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赶上世界前进脚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可以说,中国GCD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GCD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
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宝东
国共内战之初,无论国民党有多少缺点,也少有人会想到GCD能取得胜利。GCD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夺取全国政权,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世上之事皆有缘由,GCD领导革命成功自有原因。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GCD赢得了民心,所以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GCD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GCD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倡导、努力建成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最大限度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孤立顽固势力反共投降活动的有力武器。同时,GCD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GCD把爱国主义融入到伟大的革命实践之中,使得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GCD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
切实改善民生。孙中山认为,实行民生主义,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本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囿于政权基础,国民党虽然对解决土地问题似乎很重视,也有成套理论,但是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土地问题这个中国的“千年难题”,却由GCD解决了。1947年9月,中国GCD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包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GCD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解放区,国共内战时期就向GCD部队输送了59万青年,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不仅如此,GCD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这样,民生得到巨大改善的翻身农民坚定地站在了GCD一边,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基石。陈毅同志曾经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倡导和践行民主。中国GCD非常注重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等等。比如,抗战以来,GCD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GCD不仅在自己领导的地区大力贯彻民主,在国家发展愿景上也不遗余力地号召实行民主。1944年9月,GCD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然而,国民党的政治考虑是维护其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内战的隆隆枪炮声击碎了GCD的努力,同时也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反民主的本质,而团结在讲民主的GCD一边。
注重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一贯把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全党的作风和面貌为之一新,党群关系更加牢不可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队伍空前壮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党整军运动,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人民、争取胜利的坚强核心。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中共中央适时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使党的团结和统一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经过大力建设,我们党成为了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日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廉洁自律的GCD人,深入到乡村的基层中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GCD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民力,因而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副院长)
人民允许先锋队知错改错
■李庆刚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9年,既有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辉煌,也有犯过错误带来严重损失的不幸,但中国GCD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敢于承认错误,认真纠正错误,因而并未因犯错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既犯了错误,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精神极大解放,建设热情极大迸发,仅用短短7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然而,探索之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主观和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如“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教训极其深刻。但同时,我们也应对这一时期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GCD的七十年》、《中国GCD历史》第 二卷(1949—1978)等党的重要文献和著作对此都作了客观分析和总结。“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不能就此替代并否定十年建设(1956—1966)的成就。“十年动乱”期间,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长47.2%;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推动外交工作实现了新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条件。公道自在人心。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进行建设取得的成就,正是凝聚民心、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物质基础。
与群众同甘共苦。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GCD及其领袖毛泽东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对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渡难关。1960年11月,中央专门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党内干部不能特殊,不能脱离群众。为作表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自降工资。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1960年9月,党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对于报告提出的进一步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办法表示同意,指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保障。
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GCD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失误,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直接的和间接的领导责任。会后,周恩来也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GCD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GCD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否定“文革”的同时,邓小平称“文革”也有一“功”,认为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在明确指出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同时,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二室主任)
带领中国赶上时代潮流的引路人
■谢春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在取得这些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中国GCD自身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四个风险”和“四个考验”,但人民仍然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GCD身上,就在于她正确把握基本国情和时代主流,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领人民大踏步地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也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CD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传统观念。比如,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公有制,而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高的比例;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计划经济,而1992年以来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单一按劳分配,而现在除了按劳分配外还有按生产要素分配;过去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农业集体经济,而上世纪80年代初就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根本的政治立场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根据中国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才可能改革开放,才可能有各方面的巨大成就。
大力推进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是从改革的深刻程度、从改革的巨大影响的角度来讲的。仅仅以两项重要的改革为例,足可以看出改革对当代中国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其一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之前,中国农民是很苦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讲了这样的数字,1978年全国还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这在当年约10亿人口中整整占了1/4比例,而且贫困的含义就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其主要原因是人民公社大锅饭体制,大家出工不出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现在中国人不光吃饱了,而且吃得越来越好,中国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优越性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得到很好的体现。但经济规模大了以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指望国家计委把经济计划得完全符合比例,事实上不可能,当年很多生活用品严重短缺,要靠票、靠证来领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必然使出浑身解数,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发展了生产力,告别了短缺,告别了粮票、布票等。30多年来,中国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古老中华进一步强筋健骨,焕发出令西方世界不可思议的生机和活力。
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进行伟大创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30多年来,与改革相伴随,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程度日益加深。现在想一想,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外国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带来了外国的资源能源,带来了外国的市场,带来了外国先进的理念和管理,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在开放进程中,我们立足中国国情,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伟大的创造,探索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赶上世界前进脚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可以说,中国GCD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GCD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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