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所谓“夺旗帜”就是夺红旗，插白旗；所谓“涂颜色”就是去红色，涂黑色；所谓“算明账”就是还乡团反攻倒算，所谓“不争论”就是不许人民说话。
       评 王长江的文章《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老汉
    7月1日是共产党的生日，不见其他的纪念文章，《学习时报》刊发了王长江的署名文章《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大概算是对七一的纪念吧！王长江的文章确实为邓小平勾画出一幅真实的政治面貌。文章将邓小平智慧概括为四方面，仅从这四个方面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的政治面貌：（每段括号内为本人点评）
    一可曰“夺旗帜”。长期“左”的影响，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面动辄问“姓社姓资”，把不少原本属于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果是，这些东西没有销声匿迹，照样发挥着影响，而我们自己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夺回这些旗帜，为我所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招。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过去失去的话语权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记者“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的提问时，他不但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强调，“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境界。

     （所谓夺回“旗帜”，就是资本主义大旗，在毛泽东时代正在消灭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或者说只能偷偷摸摸做的事情，现在夺回“旗帜”名正言顺地发扬光大，这些东西一下子超过了国民党时期。“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这三条就是邓小平的大智大慧：“猫论”就是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发展生产就是“好主义”，你只要想达到一个目的，用什么手段都行，这个理论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也是今天全国性的欺骗、造假的理论根据；“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告诉你河对面是什么？二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过河？三、不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方法过河？最后只有少数心里明白的人过了河，多数人糊里糊涂的人还在河里挣扎。“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这一条表面上是抛弃毛泽东的的“错误思想”，实际上是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核心思想。毛主席晚年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国民党，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理论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间不仅包含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就是否定了毛泽东的思想精华，等于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资本主义。 这就是邓小平的“智慧”。）
       二可曰“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现在，我们也搞民主，西方人难免会用自己的民主观对我们指指点点。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没有选择放弃民主，而是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同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既回击了僵化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又断了西方别有用心的势力催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
（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就为我所用了。在民主问题上加上了“中国特色”，就成了社会主义民主了。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就是邓小平说了算，他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可以叫党的领导人下台，他什么都不是，却可以命令全党不问“姓社、姓资”，也可以让全党全国人民“不争论”，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的智慧。）
        三可曰“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普选的态度是最典型的。一说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选来作为衡量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邓小平首先予以认可。但是，认可了，并不等于我们就得照搬。邓小平自有解读：50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的条件不成熟--三言两语，把底线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则体现了另一种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现有制度下保持繁荣，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它的那一套。香港无需因为回归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更无需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国两制，各得其所。在当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的背景下，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作者说邓小平“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 邓小平智慧是先认可，后否认。先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但认可了不等于自己就是儿子，按中国的传统老子是一家之主，那么国家大事应该老子（人民）说了算，但是在邓小平哪儿就是儿子说了算，不给老子这个权利，要等到50年以后再给你，这就是邓小平的本事，嘴巴上承认，行动上推翻，这是他惯用的手法，嘴上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心里恨之入骨；嘴巴上喊“永不翻案”，心里一直等着“翻案”。香港一国两制的思路毛主席早已有了，但毛主席没有说香港的资本主义可以50年不变，以后也不变，邓小平这样说的意思也很明白，以后不是香港要变，而是中国要变了，邓小平的智慧就高在这里。）
        四可曰“不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摸索前进。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毫不含糊：大胆试，大胆闯，对与错，是与非，在探索中才能见分晓，错了改过来就是。不能因为错误难免，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对有些一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发明的钟爱。在他看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且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丢失机遇。也正基于此，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无惋惜地评价：“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搞掉华国锋的政治需要，就来个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批判“两个凡是”，又是为了搞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说不要问“姓资、姓社”， 还大言不惭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如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对照他的十个“如果”，来个像当年一样的全国大讨论，结论会是什么？实践证明中国出现了新生的的资产阶级，走上了邪路--资本主义道路。他用不要问“姓社、姓资”和“不争论”的办法就把全国人民的嘴封了。中苏论战难道都是“空话”，邓小平当时心里明白这些都不是“空话”，而且字字句句好像都是对着他的尖刀。）
        文章表示，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还在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正因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千招万招，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这一招。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作者说，“千招万招，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这一招。”，邓小平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应用自如，记得邓小平靠边的时候，为了复出，他歌颂“林彪和华国锋”的肉麻语言，谁能说得出来？ “对照文革中他的检讨，不说“退让”，差一点“跪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