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1年春，我随爸爸工作调动从随州到了武汉。

搭乘一辆沿路不断拦车谈价加人，膨胀得快爆炸的大巴。我肚子阵阵翻江倒海，到了新单位门口，实在按耐不住，蹲在门边吐了个稀里哗啦。

门房里气势汹汹走出一人，指着我，大声吆喝着，“喂喂喂，干嘛的？”

初次见面，二十出头的小张以嚣张的模样蹦哒在我面前。抬眼看去，剑眉星目，壮实挺拔的模样，只可惜身量不高。

后来听说他是军人转业，门卫嘛，是个零时工。大家都叫他“小张”。

我和父亲住在临时分配的平房单间里。来之前，母亲入职体检发现乳腺癌，做了手术后回随州老家休养。原先其乐融融的生活被打破，我的心底一路都沉甸甸的。

晚上写完功课，我独自来到办公楼前的平地，遛旱冰。绕着圈子高速地旋转，呼呼的风声萦绕而上，我仿若置身一个漩涡，要扶摇而去。

幻想中，我是武侠小说中的隐者，蛰伏俗世，只为了将来一飞冲天的机缘。

突然，一束光打到我的脸上，我从云端跌回俗世，微眯起眼逆光看过去，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咋咋呼呼的声音响起，“哪个？不许在这里玩，旁边有车，撞上要你爹妈赔钱！”

又是“小张”！我上下用力地挥舞的胳膊，只好缓缓停下。他再次气势汹汹冲到我旁边，扫视我，像在辨认身份。我懒得搭话，只低头看向他藏蓝色外套的黑纽扣。过了会，他叹了一口气，蹲下身去，帮我解开溜冰鞋的带子，继续念叨着，“黑不溜秋的，怎么跑到这里玩咧？”

我仍旧抿着嘴，趁他不备，弯腰拎起旱冰鞋就往回跑。

我从前院办公楼到后院家属区要经过一条黑黢黢的小巷，只有拐角处挂着一盏昏黄的灯，像日本侦探动漫里的犯罪现场。我埋头，一路“哒哒哒”的小跑。

这时，身后照来一束光打在小巷的地面，我的身影随之被拉得长长的。只听到小张同志大声在身后大声喊着，“看路啊！别瞎跑！”

二
武汉的孩子大多人高马大，我一直以为是他们普遍喝牛奶造成的。我爸也随大流给我订了鲜奶。每日我去门房一取一还，和小张同志逐渐熟悉起来。我假模假样地听爸爸交待唤他“张叔叔”，但暗自觉得他也是一团孩子气。

门房的摆设很简单，靠门边是个报纸架，一桌一椅，牛奶贴着标签放在木桌上，木桌一脚放了个带磁带盒的收音机。有时候放放黄梅戏，小张叔叔会跟着哼唱起来。最里面有一张窄小的折叠木床，被褥大概是当军人时留下的习惯，整整齐齐的小方块。

有时碰到小张叔叔去办公楼送信，我就坐在靠椅上，一边喝牛奶，一边隔着玻璃窗看来回的人群，观察他们的衣着神态，猜测一天的际遇，盘算着，“门卫也是个有趣的职业啊！”

想起前一周语文老师要求写理想的职业，有个男生写了售票员，因为撕票的动作很帅气。我如果早点体验一下，估计就选门卫作为理想了。

正在浮想联翩，小张叔叔返回了，夸张地跺着脚把我从椅子上提溜下来，板着脸比划，“这是办公桌，不要靠近，不许拿东西玩！”我扫视桌上为数不多的物件，乖巧地点点头，心里嗤之以鼻。

到了城里，除了喝酒奶以外，我第一次知道有计算机课这一门课程。当时学校有两间教室，一年四季开着空调保持温度和湿度，平日用厚厚的红丝绒窗帘遮挡，显得神秘又高贵。

老师要求我们一个个当着他的面脱鞋进入。有一次由于我的袜子太脏，他怒吼着，不许我进教室。同学们窃窃私语，又好似理所当然。

我独自站在走廊处，流着眼泪，觉得自己是个脏兮兮的小孩。班上的门已锁住。好在隔条马路就是大院，我恍恍惚惚地走回去。

小张叔叔在整理一个盆栽，背后的收音机飘着黄梅戏“先生不必强争嘴，春香心理明如灯。”他看着我抽泣的样子，没有多问，只是招招手要我过去，指着绿色盆栽，“看，剪得么样？”

他说，这原来被院子里黄爷爷养的，半死不活的准备丢掉，结果抱过来浇了两次水，慢慢又活过来了，就是枝叶有些杂乱。说着，他拿把剪刀，修剪起来。

我没有搭话，只是一盆普通得无法形容美丑的植物罢了。但看着那双有点粗糙的手灵巧地在叶片中穿梭。心里的杂事也被修葺掉了，小张看我不哭了，竟乐呵呵地朝我笑起来，也不多说话，像是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三
后来，母亲病愈后回到武汉。我家也从平房搬到楼梯房，和另一户合伙住在一起，称为“团结户”。家里总算要有点新气象，母亲决定把墙壁粉刷一下。

母亲术后肌肉少了一块，手臂没有力气。大院门口偶尔会有拿着木制招牌白粉笔写着“通下水道、电路维修、刷漆”接活的小工。

正不巧出门一个都没撞见，小张叔叔主动要求帮忙，结果刷了一半，说干不了。母亲照旧付了钱，只是偷偷地跟我说，“虽然想赚钱，但还是干不了这些，平日里养花种草还行，怕是富贵命吧！”

武汉骤然降温，从夏直接入冬，牛奶也放不坏，我爸下班后再顺手捎回家。我好久没去门房，一日再去，小张叔叔坐在门边的木头矮凳上吃面，收音机里放着杨钰莹和毛宁的《心雨》，气氛甜得发腻。

他看到我，眉开眼笑的从桌上的糖盒抓起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塞进我的口袋，语调抑扬顿挫地夸张，“来晚啦，好糖都快被挑没了哦！”又指着一个女人说，“以后拿牛奶找这个阿姨哦！”

一个女人正坐在小张叔叔惯常不让我靠近的椅子上，扎着乌黑的马尾辫，紧身高领的红毛衣衬着两腮也红扑扑的，脖子上挂着的玉观音娇翠欲滴。女人微低着头，拿起本子对着号码快速打了勾，把牛奶递给我。

他又拉着我，转而跟那女人介绍道，“这是我们院的高材生，成绩可好了。”类似长辈的语气，让我骤然有点不适应。

我假装害羞地闪出门，这才发现门房外侧新添了个置物架。这些年他又陆陆续续捡了的几盆植物。有些花已经枯萎了，救不回来，他就把花和土倒了，洗过瓷盆，再撒点种子。

最靠上的那盆我没见过。小张叔叔凑过来说，“好看吧？专门去花鸟市场挑的！”蓝色的小花、金黄的蕊，一副外冷内热的傲娇样，静看之下薄薄透明的花瓣好像有经脉流动。斜眼发现小张叔叔的紧张样，我故意作势伸手去摸，他赶紧用手挡住。我侧过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也笑了起来，揪揪我的小辫。

我问他这是哪种花，他笑而不答，指着挂着的铭牌，“考下你！”我仔细看了看：“Forget-me-not”。回家查了词典，翻译是勿忘我，“花姿不凋，花色不褪”，寓意“永恒的爱”。

小张叔叔找到对象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院左领右舍。小两口起居在门房里，靠墙角新添了个煤炭炉。有时候生起火来烟大，便提到门房外靠墙角落里去。但一进院子门，一眼看去，灰白盒子处一片烟雾缭绕。院子里议论纷纷，小门卫敢在公家的地方过起小日子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些人议论之后，办公室决定出面跟小张叔叔商讨。我不知道商讨的过程，只是在那年春节前，小张就搬走了。

四
见不到小张叔叔的日子，我渐渐忘了他的存在，日子平淡无奇，春节后街道各处一片清冷。

某日，我爸接我放学，我背着书包一颠一颠地匆匆走过。“殷丫头！”一个人站在办公楼的台阶上，叫住我。有几分熟识的五官，被脸部的沟壑分割开来，我竟没认出他来。

我爸倒反应过来，“老张啊，回来了么？”又打量几眼，看着毛糊糊的头发，说，“勒头发剃的，是犯事出来的？”他有些不好意思，笑容里露出尴尬，“这叫出家还俗！”

从后来我爸妈的叙述里，我得知，小张的媳妇回去后刚摆完酒就消失了。同时也带走了他为数不多的几万元积蓄。

虽然报了案，身份信息都是假的，恐怕找不到人。他伤心之下自己把头发剃了，独上五台山，但是大师说他不太清净，住了几天又把他劝走了。我想起那女人白净羞涩的笑脸，有点不敢相信。

单位领导已经请了新的门房，但看小张哭得可怜，就留他在新成立的收发室。

新的门卫嫌钱少，做了一年就走了。仅仅只过去了一年，小张面容憔悴了许多，成了众人口里的“老张”。

老张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我妈和一些邻居断断续续地跟他介绍对象，开小卖部的、裁缝、理发的，但总也不成。我妈说，老张挺有生活情趣的一人，但家底太薄啦，现在小姑娘都实在得很。

大院搞改革，原来的食堂撤销了。我妈说看着老张每天吃着泡面，估计也是要攒老婆本，实在是有点不忍心。有时，家里做多了点菜，我妈会用不锈钢饭盒另添出一碗，要我给“老张”送去。

透过对着大门的玻璃窗，张叔叔戴起了黑框眼镜，正低着头，专注安静的翻着书本。板寸倒已没有剃光的痕迹，还黑漆漆的，但是透着不自然的光泽，很像是我妈在超市买的染发剂染过。

他看到我，高兴地起身，拖过椅子让我坐下。尽管眼里有笑，神情却无比憔悴。我瞅瞅桌上那本书，是成人教育的函授课程。他有点不好意思，说，“太难了，数学！要是有时间教教我！”我就着翻开的那一页，用笔划了两下方程式，瘪瘪嘴，惆怅地说，“不会啊！”

他眉眼扬起，笑得咧开整排牙齿，眼底浮现出狡黠的光亮，带回一点年轻的气息，“是不是偏科啦？”确实有点，我垂下眼帘，辩解，“我还小呢？才上初中！”赶紧指着饭盒说，“我妈刚做的排骨藕汤！”

“多谢多谢，还是老邻居记得我！”他笑眯眯地接过去，倒在自己的碗里，把空饭盒递给我，又缩回去，说，“等我洗干净再给你！”

我嗯了一声，四处打量，桌上的绿萝长得绿油油的一片，门边的发财树也粗壮得很。他说，“随便么植物跟着我都行，就是人不行。”我抬起头，他又讪讪地笑。

我摩挲着那本教材，脑子里突然冒出我爸妈常训我的，灵机一动说，“知识改变命运！”他却又笑起来，“哟，现在又装这大人样。”

临走，他交待我，“跟你妈妈说谢谢，要是家里有粗活记得叫我！”我想起那面最后被我妈刷完的墙壁，歪头问他，“你能干啥？”他也不恼，说，“什么都行！”

老张每天看起来都很忙碌，待人愈发和善，但身躯逐渐干瘪弯曲下去。他的脾气和精神都裹挟着消散了。

后来，办公楼和家属区之间通道的门上了锁，我们很少往前院去了。那个门房搁置在那里，和老张一样孤独落寞。

五
听到老张去世的消息，有点猝不及防。

一次晚饭，我妈突然说，“老张不在了，肝病！”我惊呼一声，筷子斜撮入米粒中。我爸也诧异地说，“肝病，不都定时体检么？不会吧！”

我妈有点欲言又止，又扒拉两口米饭，噎下，继续说，“还是办公室出了安葬费，他一个表哥把骨灰盒领走了。”

说着，我妈眼角有点泛红。自从得了被称为绝症的病后，她淡定如常地打理家中一切，但听到这类消息，情绪会低落好几天。

我不敢追问，食不知味地吃完，收拾碗筷钻进厨房。听到我妈对我爸又小声地嘀咕着，“说是花柳病，不好到处讲啊！”

其实我那时已懂得许多，只是这藏藏捏捏的病名让我感到十分荒诞。

想起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某个中午。他在铲雪，拿着铁锹翻起花坛泥土，问我要不要月季。他说剪一只回去插上，有点阳光和水，开春就能活。冬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他的肩膀上，头发黑得发亮，脸却近乎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