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 ，一则淮北市烈山区村官刘大伟贪腐1.5亿元消息引爆网媒！

一个芝麻官贪这么多钱、筒直让人难以置信（不可思义）！
‘蝇贪’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折射出当前村官缺乏监督之现状。村官之所以如此明目张胆敛财，笔者粗略归纳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用人不当：选人用人审查、把关不严，让（想捞油水）投机分子钻了空子：这些人煞费心机、找尽门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通过不正当贿选，得到这顶乌纱帽，他们认为：登上（支书）宝座，掌握了村中大权就有机会与怀着特殊目标而来的开发商“合作共赢”，使自己一跃成为“富得流油”的一方土豪（尤其对于一些城镇郊区村而言）；就可以利用可支配资源“我的地盘我做主”，向企业索贿、承揽工程时漫天要价，向开发企业要“份子钱”、“好处费”；通过截留、套取、侵占等方式对惠民政策补助款（雁过拔毛）；甚至虚报名单、偷刻印章、复印村民身份证、冒领等方式，或在申请审批过程中“吃拿卡要”、、、、——其敛财花样百出、令人咂舌。

二、监管不力：群众不敢管，上级顾不上管：不少村子，村干部都是所谓的“能人”、“强人”，有的通过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维系村组治理秩序。村民大多对其腐败现象“敢怒不敢言”；村民举报付出的成本大而成效微，考虑到还得在村里继续呆下去，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的村民反映了情况，去实地调查时又不敢出面举证”，若不是被“欺压”到了绝境，村民是很难不顾一切反抗到底的。尤其严重的是有的‘村贪’染指基层政权，搞利益输送、使得到好处的上一级监管者成为自己保护伞(睁只眼闭只眼充耳不闻)，更是毫无顾忌。

三、缺乏民主：不少地方‘村民自治’变异为‘村委会自治’。多是村委会说了算，村委会干部（多数时候）不会相互拆台！，他们得到不正当的好处（只要分赃相对合理）就不会自找麻烦，跟支书或村长对着干。

四、法律失控：众所周知，村官与公务员还不是一个概念；而村官作为一级组织的“干部”，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监察”对其难以约束和查处，村官可看作是村民自治机构的“法人”，可又不具备“主体资格”，连《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也很难治到他。法律的威慑力在村官贪腐问题上大打折扣，而这也变相助长了部分村官的肆无忌惮。
纪委和反贪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状况，尤其是不少村组干部“非党员”和非公职人员的身份，使党纪国法难以约束和查处。同时由于村组干部腐败案件人多、取证难、成案率低和不计入工作考核等因素，使一些纪检干部办案“有心无力”。

　　村组干部贪腐，是群众身边的“零距离腐败”，直接影响着执政党的执政根基。若从根本上杜绝村官成“硕鼠”，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选人用人、村民自治，村务公开、村帐乡管等各项制度。推行村级的政经分离，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健全“不能犯”的机制；落实“不敢犯”的制约；构建“不会犯”的监督网，从源头上遏制村官腐败行为的滋生与蔓延。此外，还得让纪检力量下沉到乡村，切实维护村民正当权益不受侵犯。

目前，刘大伟窝案１９名涉案人员均已进入司法程序，数名“保护伞”被查处。其中收受刘大伟３８万元贿赂的烈山区原区委书记刘亚、收受刘大伟一辆轿车的烈山区原常务副区长董海波已被判刑。

　　安徽省纪委称，这起“小官巨贪”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且持续时间漫长，充分暴露了烈山区和烈山镇党委、纪委落实“两个责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烈山区原区委副书记陈振江、烈山镇原党委书记任启飞对刘大伟包庇袒护，收受贿赂、谋取私利，对其已作开除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了解，为进一步落实“两个责任”，安徽省委近期出台了《安徽省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试行）》。２０１５年，全省有１９３个单位或党政领导干部被追究责任，同比增长１５５％。

　　记者获悉，鉴于刘大伟一案暴露出的问题，烈山镇镇长、时任纪委书记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烈山区委、区纪委主要负责人被诫勉谈话。

　　安徽省纪委相关负责人剖析本案认为，村官巨贪不是一天养成的，必须一方面加大纪律审查力度，坚持惩治腐败零容忍；另一方面切实贯彻“两个责任”，抓早抓小，对腐败苗头露头就打，使刘大伟这类“上有保护伞、下有家族势力”的“基层贪腐共同体”失去滋生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