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恐惧延迟退休？

的地方反复

近日，关于延迟退休的话题再度引发社会的热议。其中，有消息透露，延迟退休方案或将于后年推出，再过5年才会实施。不过，该消息一出，立马引起各界的质疑。由此可见，延迟退休对老百姓而言确实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对于官方提出延迟退休的原因，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

  其中，养老金收支平衡面临巨大压力当属之中一个的主因。

  据数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9%，2020年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人口数目也在不断下降。就目前而言，普遍存在“三个人养一个人”的现象，而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一现象或将更加严重。

  此外，有权威人士认为，当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决定的。时至今日，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明显偏低。对此，延迟退休已经是一个大的方向。

  不过，据资料显示，当前全球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岁，而女性约为58岁。其中，部分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有所差异。例如，丹麦、冰岛等国家的退休年龄高达67岁。

  显然，按照当前我国普遍男性60岁以及女性50岁的退休年龄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整体的退休年龄水平并不低，且基本属于全球平均退休年龄的附近水平。

  不可否认，延迟退休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实际上，我们老百姓退休年龄的制定却基本掌控在那部分专家学者的手上。

  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并不具备延迟退休的社会基础。显然，在这个基础仍不成熟之际，盲目提出延迟退休的方案，确实会引来一片的批评。对此，笔者郭施亮有如下的看法。

  其一、我国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程度仍然偏低。

  近十年，虽然我国已开始逐步强化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力度，但时至今日，该投入比重依然偏低。

据数据统计，当前我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比重约为11%。相比之下，全球多数成熟国家对这部分的投入比重却远高于我国。与此同时，近十年，我国却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投放至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上，而这种强调GDP的形象工程也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最终，经济数据上去了，但这种表面辉煌的数据却不具备持续性，而同时，社会民生建设的投入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况。由此一来，也就进一步印证了我国过去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比重确实很低的说法。

  其二、企业退休养老金18年涨了4倍，但这并不是延迟退休弥补养老金缺口的理由。

  有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养老保险改革已进行了18年的时间，期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也由每月417元涨到去年底的2050元，上涨接近4倍。

  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在此期间，我国的物价水平却持续飙涨。按照M2与GDP的比值变化情况来看，其中2003年至2014年间，该比值也从原来的1：1提升为2：1的水平。期间，M2余额也从原来的20万亿飙升至120万亿以上的水平，年均涨幅相当惊人。由此一来，也暗示了过去我国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极度不均衡。

  与此同时，养老金空缺率持续上升，而养老金空缺数额的大幅提升也与制度体系以及诸多社会不良现象存在着莫大的关系。

  至此，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增长尚属正常，但养老金缺口逐步扩大却与以往缺失决策等因素离不开关系。而以延迟退休的理由来弥补这一缺口，也难以得到社会的理解。

  更为关键的是，假如延迟退休政策得以施行，那么对于50岁到65岁之间的中老年人而言，却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一方面，因他们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当年龄到了一定的岁数，必然无法维持原有的体力状况。另一方面，因退休年龄的延迟，家庭的生活压力会突然增大。一旦他们因体力透支而病倒，则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谓是沉重的打击。

  除此以外，对于事业单位而言，延迟退休是对大龄人员利好，但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

一般而言，在事业单位中，部分大龄人员属于单位的领导阶层，而他们也不愿意轻易退休。由此一来，事业单位也因此缺乏了活力，工作效率必然低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政策的制定多热衷于以国外成熟发达国家作为参考判断的依据。但是，政策制定者却往往忽视了我国的基本国情，而政策并未能真正体现出老百姓的意愿。

  以丹麦、挪威等发达国家为例，虽然它们的退休年龄高达65岁以上，更有甚者还高达67岁以上，但是它们大多数却属于高福利的国家。此外，对于税收的征收也基本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做法。

  相反，我国不仅属于全球高税负的国家之一，而且还长期存在“高税负低福利”的现象。

  据资料显示，在前几年的《福布斯》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位。对此，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延迟退休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但是就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我国并不适合推出延迟退休的政策。对国家来说，为老百姓提供养老服务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可自由选择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