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而言，与书为伴的日子，是否已成为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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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宁市北大街小学二年级一班一位学生在“漂书台”前读书。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屏奴”增加，“书虫”减少
在２０１３年底的一次公开讲座中，观复博物馆馆长、知名古董鉴赏家马未都说：“前两天坐高铁……那车厢里就我自己拿一本杂志，剩下的人拿的不是手机就是ｉＰａｄ。那大家是不是拿着ｉＰａｄ看书呢，我过去一看，基本上都在那儿‘切西瓜’”。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２１日公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３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阅读图书为４．７７本，尽管比此前有所上升，但只有９．６％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读书“很多”或“较多”，有５２．８％认为自己的读书“很少”或“较少”，有２３．５％表示对个人总体阅读情况“不满意”。
然而据智联招聘网站２０１３年在全国２８个大中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都市白领平均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超过３小时。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日益多元，从主要依赖文字，逐步发展为更多通过图片和影像。加之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压力增大，人们阅读的时间、空间被压缩。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赵振江表示，近年来教育的功利化，也是导致当下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阅读减少的重要原因。“读书特别是读经典图书，时间长、见效慢，升学考试更不会加分，很多家长自然不愿意。”赵振江说。
“没用的书”无人问津，“有用的书”洛阳纸贵
２０１３年６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抽样调查，发布“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在“榜单”前１０名中，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全部“躺着中枪”，《红楼梦》不幸“高居榜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成功学”书籍、官场小说等颇有“异军突起”之势。打开“亚马逊销售排行榜”，《洗脑术》《我最想学的说话技巧》《饭局攻心术》等位居前列。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署名“小桥老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一炮而红，接连出版八部，截止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其第一部第二版已至少重印２５次。作者此后又出版《侯海洋基层风云》系列和《巴国侯氏》系列。在《巴国侯氏》封面上，赫然写着“巴国侯氏系类总销量突破５００万”。
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李子华认为，“成功学”书籍、官场小说等的流行，是社会风气整体浮躁化的缩影，不少人寄希望于通过阅读“有用的书”，找到发财致富的所谓“捷径”。
对上述书籍的流行，李子华表示担忧：“青年所接受的往往不是成功人士靠能力、意志取得成功的人生经验，而是某些所谓‘成功人士’的‘成功秘笈’。这类图书如果太多太滥，小而言之不利于青年成长，大而言之不利于社会和谐。”
4月22日，青海西宁市北大街小学二年级一班同学正在进行阅读分享会。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全民阅读，须全盘规划
今年３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开展２０１４年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提出“继续推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国家全民阅读中长期规划》等的起草、制订工作，鼓励各地积极推动全民阅读立法工作，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全民阅读纳入法制化轨道，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认为，阅读立法首先应突出政府、社会组织等的义务，不仅要更多地为全民阅读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强调服务的公平性、有效性。
“阅读立法中，‘共享’‘平等’和‘基层’，应当成为‘关键词’。”陶文昭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坦言，在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倡导读书之风，除激发学生兴趣外，还有赖于学科制度的保障。
“大学生还是应该加强经典阅读，西方名牌大学都有一系列通识经典，往往从大一开始作为课程来学习。……我们今天没有哪个大学设置了这样的必读经典，或只是泛泛要求。”吴晓东说。
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耿占坤认为，在当下，出版机构既不能放弃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又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与发展。想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并为推动全民阅读“多出书，出好书”，需要文化人的努力，更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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