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随州草根—余

大洪山老刀客

(一) 我的家乡随州算得上是衰落一两千年之久的国土。有论者认为，随州在秦汉之前的上古和三代，至少有过三次文化浪潮，第一次以上古时期的炎帝神农文化为标志，第二次以春秋早期华夏第一哲人季梁的思想为标志，第三次以春秋末期曾国的青铜文化为标志。以现在的史料看，炎帝神农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最坚实的奠基者；至于青铜向黑铁时代过渡，随州展示了青铜文化的丰碑和最后的辉煌也可圈可点。
汉东诸国，唯随州大。随州确实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太多的贡献，只是后来人囿于“时势权力”，看重孔孟之齐鲁，老庄之荆楚，三晋文化，关中文化，吴越文化……随州作为华夏文化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反而长期被埋没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及其亚文化地区研究，如果离开随州，大概是非常不完整的。
我也是近年才恍然家乡的了得，也才猜想过家乡给中国文化留下的遗憾。随州文化在两千年前遇到一次千载难逢的机缘，它被赋予了解答“诸侯国家竞争出路”的任务，即亚文化板块或地区小国有何作为。当是时，秦一类的虎狼之国尚未登上竞争的舞台，楚国刚刚有新兴的气象，国际秩序仍是周天子主导下的朝贡国家体系，但地区竞争已经有了苗头。季梁似乎跟郑庄公们一样看到了楚国不可阻挡的崛起，随国完全失去了拱卫大周的能力。既然不能担当屏卫中原的角色，那随国将面临何种命运？在这样的背景里随国何去何从？季梁的办法就是后来人总结的，亲民善治，以及得道多助一类的结盟政治，进一步，就是谋求中立的国际地位。
这都是当代的话语。事实确实，随国处南北要冲，在朝贡解体，诸侯兼并加剧之时，华夏文化回归以霸以力发言的丛林时代，随国既不能保卫大周，只能做了王霸争胜的桥梁。但如欧洲的经验可知，丛林社会，不仅只出产虎狼、羔羊，也出产牛马、大象。随国的千载难逢，就是它可以做大象，或做欧洲的瑞士、北欧等国家一类的和平鸽，在问鼎中原的千年舞台上示范一种和平而有创造性的生存。这个历史任务一旦完成，我们的文化中将会增富难以估量的活力。
遗憾的是，随国虽然为华夏贡献了第一哲人，它的国君却只顾玩乐和雕虫小技，在铁器露头之际，他们还在花大力气青铜上玩出花样。这种惰性命中注定。史料证实，随国几乎始终没有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随州先民在春秋时代早期的文化选择是向北拒南，或者说，是亲周疏楚，其文化构架中以周文化因素居多。这种向北拒南的文化心态，在其方言中留有“痕迹”。随州本来地处南国但其人民却称南方人为“蛮子”，“蛮”的含义就是没有文化。随国晚期的文化选择是去北归南，疏周亲楚。在随州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宁愿向南走一年，不愿向北走一天。
没有主体性的文化无论如何繁荣一时，它都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文明史上退出竞争舞台，甚至消失，成为新的文化沙漠。这就是千年间的随州无论如何盛衰相循，再难以跟炎帝神农时代、季梁时代相比的原因。当然，从我现在的同情之理解，随州曾经的辉煌和难能完成历史给予的机会，都跟它的地缘特性有关。它是丘陵地带，自然资源并不得天独厚，随枣走廊狭窄，缺乏纵深，自足不易，守己不易，因此一旦度过创造性的小农文明早期，它就只能跟随大陆中国的强势文化了。
随州文化的惰性是根深蒂固的。我在总结人生经验时，也经常为自己的懒散无可奈何。因此，在考证随字的源头时，我认定随字是随喜之象。农耕文化天然有祖先祭祀土地崇拜，先民剁肉祭祀，把肉撒到地上，有人随喜随祭，随字跟堕、惰等剁音字相通，即是一例。名者命也，随字命名的地区文化也因此有了惰性、依附性，耍赖，随州人爱说“懒鬼上身”。汉东诸国中，赖国跟随国为邻，其地盘在今天随州的东北，懒和惰正是“一家人”。至于有人把随字猜想成月光下男孩子追逐少女之义，那是作家的想象。
随州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实在，难有出位之思。我自己的缺乏幽默感，就认为是地域文化使然，好像我们随州人都是天生老实的。春秋时代，楚国攻打随国，随国国君大为不解：“我无罪。”楚王的回答是：“我，蛮夷人也。”如此开战了。当年读史，看我们随国一国之主都这样笨实，禁不住大笑。
对一个古老地方的解读总让人惊叹先人的视野和胸怀，我自己猜想家乡的名字：南是云梦泽，北靠厉山、烈山，山具雷象，泽雷相叠正是随卦。我们也确实多呈老实的随性。如果这一猜想不错，那么古人的时空观及命名力量匪夷所思。而泽雷之象之所以取名随卦，是因为泽雷之象的日子在火雷噬嗑的日子之后，后者是吃喝、交易、起纠纷之象，因此会有人调解，花钱消灾，拿出肉菜来请客祭祀，有人随喜随祭。如此正是随字。
我在今年春节期间怀念家乡，写下若干微博，向人介绍随州文化的悠久。
关于上古中国的“拼图”正趋于完整。伏羲氏发现了八卦，将先天八卦演成先天64卦，进而演成《连山易》者，大概是炎帝神农氏。这些部落时代的天才们，在千百年的观察、测算中，积累起天文气象知识。有人说，炎帝神农部落作易是在随州完成的，随州是连山易的诞生地。这类“拼图”只是猜想，却很有意思。
空间属性演进成人文概念，最经典的莫过于东西。当然，南北没能如此是一遗憾，但资本主义的南方模式多失败，南方几乎是政治学中失败的象征。高高在上的高也是一例子。高枕无忧不是枕头高，而是位置高。上古人生存以高地为安全，睡觉就成了“睡高高”，随州人爱说，睡了一高嗑睡，睡了几高嗑睡。
方言里藏有远古的秘密。随州人把衣服口袋叫“统卦”，口袋最初的作用是把卦签等统装起来。随州人经常讲“卜”，把碗卜到桌子上……连山易在上古时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卜算工具。只是几根草棍而已，跟进入野地求生的现代人或特种兵的装备没法比，但先民以此卜算时间、方位和自己的命运，足够了。
方言多是时间中的经典名实变形后的产物。想起家乡话，夸一个人能干，搞得好易索；鼓励自己，凡事做易索点儿。“易索”追溯到两三千年前，因为易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读者极少，“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只有二三子涉猎的易索后来成了大家所宝称的方言。
家乡话频率最高的习语在外人面前多难启齿，这个话就是“骚”字。从三代、屈原的《离骚》到南北朝《辨骚》和《文选》中的“骚”类，骚是我先民情思表达的形式，骚是歌曲也是思想。后来它被降为贬义，指作下流。但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它的情感极致的表达，我们爱说，这事骚好，那人骚造孽……
随州人还有一句话，不识哲。这个人不识哲。每次听到乡亲说这话，无论是农村老汉，还是城里少年，说谁谁不识哲时，都会让我想起老子的箴言：“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诗经》：“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世人之误会和不能交流，使我们只能谨守本分而已：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由重、黎来“绝地天通”大概是我华人文明史上第一次防火墙运动。从此以后，普通人失去了与天地沟通的权利和能力，他们不能探求知识，只能被给予。随州人的方言中，灶房、厨房被称为“重屋”，是对上古掌管火的祝融氏（重、黎）的纪念。一年到头，人们都难跟老天沟通，只好求灶王爷去跟老天说点儿好话。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方言或说从空间的边缘地带是寻找答案的途径之一。在这个日益同质化的世界上沉浮，我们会忘记这些本体性问题。随州还残存的方言中，把孩子叫娃子（甚至猫狗都称做娃子），把外婆叫“家家（gaga）”，把女人叫“女将”，大概是要人牢记曾从母系社会走过。

(二)

把我们余家跟这样灿烂的地域相连，用随州话，叫沾光。当然，也跟我向读者介绍自家诚惶诚恐有关，我怕余家的故事实在平凡，而先来讲讲家乡的光荣以不使人失望。如果不愿读下去的读者，到此也就可以不用读了。
实在地，我们余家祖上没怎么阔过，跟随州的光荣几乎两样，而且只有在老实本分、散漫、听话随性方面跟随州一致。小时候村里人比谁家牛，一是村里大姓当仁不让，二是跟国家领导人同姓者与有荣焉。记得胡耀邦上台时，村里何姓人都有了光彩，何胡在随州话里发音差不多。余家在村里只有两家，而且关系一般，自然抬不起头来。在那样一个没有资讯的年代，《随州日报》还没有创刊，村里难得见到一张《人民日报》，父亲却告诉我们，有一个叫余秋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父亲说，也没逑彩，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直到今天，我仍惊讶父亲是怎么打听到余秋里的。
我这支余从哪里来，已经难以考证。父亲十来岁时失去双亲，跟唯一的亲妹妹分开，我那从未见过的姑姑被卖或送给武汉人家，虽然我小时听闻姑姑或表弟的消息，但地域、阶层的分别，已经没有了来往。
父亲对十岁前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他跟我们说起自己小时候吃的苦，常常唏嘘感叹，说在山里吃不饱，才跑到畈上来，到随州郊区的枣树湾给人做长工。放牛、砍柴、拾粪，样样都干，经常被毒打。没有多余的衣服穿，有一次唯一的一条裤子不小心被烧了一个洞，被东家发现，遭到一顿痛打。没有人帮他，村里同姓人家跟他保持距离。因此，1948年，随州易帜时，他作为一穷二白、苦大仇深的“孤儿”被新政权看中。
据说，有一个解放军的团长骑马来找父亲，“小鬼，想不想跟我走？”十六七岁的父亲没有答应，留在了枣树湾，后来更名为“团结大队六小队”的村子。这一故事应该可信，我后来查随州历史，“截止1942年8月，随州共建立8个县、26个区、89个乡抗日民主政府，面积7150平方公里，人口56.3万人。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中原军区于应山浆溪店成立。桐柏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大片敌战区，建立了13个县、45个区、135个乡爱国民主政府。1947年12月刘邓大军挺进江汉，1948年8月随州全境解放。1949年5月江汉区党政军机关由随县双河迁往武汉，即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前身。”由此可知，随州在湖北现代史上的位置，那样一个人员大流动的时候，如果父亲跟随了那个团长，那该是什么样的前途。小时候，哥哥姐姐说起这事儿，都叹惜父亲没参军，使孩子们只能跟他当农民。
父亲对“解放前”还有几个记忆，“跑匪”，说小时候经常会有兵匪经过，那时候，村人喊一声，“土匪来了”，大家就往山里跑。这记忆大概也符合20世纪40年代的随州日、伪、国、共、匪拉锯的政情。至于日本人，父亲和村人的印象都还不错，说日本军人见了他们小孩子较友好，给他们糖，“小孩儿，咪西咪西的”。1945年日本人投降，随州的日军还在邻村附近的真武庙里举行唱歌联欢……父亲是跌跌撞撞地成长，迎来了红色政权。只是他这个成份最好的、比“贫下中农”还赤贫的“孤儿”雇农没有跟上时代进步，去参军、积极靠拢新生政权，成了我们亲人间的话题。
当然，还有一件事，父亲从山里到郊区畈上，为什么没有继续向前走几里路，到城里落脚，也是家人经常埋怨的话头。因为从团结六队到随州（当时还叫随县）城里，只隔一条厥水河，到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也就五六里路。父亲如果能多跑这几里路，跑到“街上”去，我们好歹生下来就是城里人，命运就不一样了。这是哥哥姐姐包括母亲都无论如何想不通的事。我也曾长久地想过这一问题，除了举目无亲，没有技术，到街上谋生艰难外；就是对父亲胆识的判断，他不敢大闯。他跑到枣树湾已经不易，再往前走一步，由熟悉的农村人生活到陌生的城里生活，对他来说太难了。
不做大出格之事，大概是我们家人的特征。我们弟兄四个后来也多少继承父亲的这一做事风格，我们不敢闯，做大的开拓。90年代初，三嫂就业的工厂倒闭，她想到南方深圳一带打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坚决反对，现在想来，我也跟父亲一样保守了。后来三嫂跟三哥在随州城一直做早点生意，直到今天也只能维持温饱而已。三哥太老实了，只会拼体力、拼时间，没有胆识扩大规模。三嫂的聪慧、手巧一生也未曾得到大的施展。2000年后，二哥所在的公司精简，一度面临下岗的危险，他咬牙到北京来打工，呆了半个月，发现北京不是他呆的地方，也就偃旗息鼓，回随州做“生意”了；但他的“小卖部”开张不到半年就关张，他发现自己锻炼不出经商的才能。总之，家人规规矩矩，用随州话，随大流生活，随不上，也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三)

新生政权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父亲分到了两间正房，隔成了一间堂屋，两间卧房和一间狭小的后屋，正房旁是一间靠北的“重屋”即厨房，正房前是一个约十来平米的小院，外屋则是两间茅草房，一间堆杂物，一间是猪圈。这是当时南方微型袖珍的院落了。房子位居村中心，就在村里的仓库前面，可见组织对父亲的看重。枣树湾是南北狭长的村落布局，北高坝南出口，西面就是山丘，背西面东的房子布局，出外屋门两步即是“道场”或说打谷场，跟道场挨着的是各家的一小块领地，或者是茅房，或者是堆放麦草的柴草堆，然后是一口堰塘，再向东是地势低下去的田地，然后是大路，是河滩，是厥水河。
我后来到南方，遇到一个自学风水的人，随意聊起村里的格局，比上述介绍还要简单，但他铁口直断，你们村长子的命一般，次女的命也一般。我想了想，大哥、二姐，好像有些道理；再想其他几家，好像真是那么回事。读易经时偶尔想起，可能是长子的震卦位和次女的离卦位出了问题，一直在受冲受克，而没有补救。枣树可能是补的，但后来砍伐掉了，毛时代又在村北修了一道高坝水渠，使得村子败落。
从易理言，我也属于长子之震卦。我跟大哥的命有相似性，我们都走出了随州，奋斗得“有何胜利可言”。但回忆少年时光，我仍感谢村落房屋给了我开阔的视野。每天早上起来，出门即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俯视低平的道场，看南来北往的村人从眼前走过，也是一景。
我们小时候常听父母和村里人说枣树湾的光荣，村子内外到处都是枣树，一到秋天，随便摇一摇，枣子吃都吃不完。但我的记忆里，村里好像没有一棵枣树。母亲说，那都是大炼钢铁时砍掉了。村里的大人也都这样说，甚至夸耀。我小时候对自己的村子是很骄傲的，总觉得自己的村子跟别的村子不一样。
从70年代直到80年代初的农村仍是“一穷二白”的贫穷，跟今天边缘地区农村的“家徒四壁”隔时成趣，但一无所有的我们居然在众多村子中跟部队沾边。一支代号602的部队驻扎在村后的山上，那山丘本是我们团结六队的土地。我们村获得的福利就是，部队放露天电影时，村里人都可以去看。当然，团结大队的其他几个村也沾光去看。这让本村人多少有些愤愤然、悻悻然。小时候父亲常把我背着或把我举坐在他的肩上，走几里路去看露天电影。老式的放映机转盘、换带，部队官兵的方阵和村民的胡乱围堆，正面看、反面看（电影荧幕背面也可以看，只不过一切皆反），风一吹幕布就会卷动时的画面扭曲，放映前常放新闻纪录片《祖国新貌》，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这些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日本名片《望乡》引进中国的时候，因为讲“男女乱搞”，部队不敢露天放，就在礼堂里放给自己人看，这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村里的青壮小伙子带头去砸了礼堂的窗户。部队抓了不少人，事情闹大了。但军民鱼水情，因为是领头者是我们团结六队的，放人放人。部队为缓和矛盾，又放了另一片子，请了团结大队的老少爷们儿去看。
外面的一切在乡村少年眼里都新奇。部队的红砖围墙都显得比村里烧制的青砖灰砖高级，我们翻墙、在墙上飞跑，在里面检拾或偷铁丝、铁钉，当作废品去卖，一斤也能卖几分钱。但向毛主席发誓，我好像从未偷过。在物资缺乏的乡村，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吃西瓜居然是跟部队有关，村里常年产的瓜果作物只有黄瓜、花生、红薯三四种，蕃茄、西瓜、香瓜等得到80年代后才引进。当时跟另一小伙伴在村后松林里玩，遇到两个“当兵的”在那里吃西瓜，他们吃得很仔细，把瓜皮扔地上，我们捡起吃时，没什么瓜瓤，但仍觉得比黄瓜花生要美味得多。
跟部队有关的大事是，我们村后的一块坡地，“团坡”，被部队占了多年，70年代末，部队要在上面盖房，搞“基建”时，发现了一个古墓。震惊中外的“擂鼓墩古墓”即是此墓。当时村人都去围观，在部队的宣传照片里，把围观中的母亲也照进去了。据说墓里有很多金银财宝，还有很多字，现在的中国人没几个人认得，有一个郭沫若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认得，要坐飞机来看。但郭沫若没来看成。照片、郭沫若、飞机、科学、古字、学问，甚至金银财宝，这都是乡村少年不熟悉的事物。
我一直想，这可能是推动乡村少年不断走到外面去的原因吧。部队给村里少有的福利，修水塔，从河边挖井抽水到水塔，给部队和团结六队供应自来水，使我们村成为周围乡村率先用上自来水的村子。这些也让人觉得外面的世界比乡村精彩。但遗憾的是，无论团结大队如何改名擂鼓墩村，村里不断有人被招工进城，我们那一带没有出产几个人物，也就是地方官、军官、吃城市商品粮的能人，说明这种城乡军民的强烈对比也没有撼动多少乡民的头脑和心智。村民是因循的、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

(四)

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村并不算贫困。在地缘上，它不是偏远的山村，而是郊区农村。母亲也为自己嫁给父亲骄傲过，一是父亲的身份，虽然没有亲人在村里势单力孤，但也没什么人情债往还；二就是从山村嫁到城郊，在娘家人面前还是有面子的。
母亲跟父亲组合，对新生活充满过向往。嫁到枣树湾，比起娘家兄妹，生活上了一个档次。温饱一度解决了。就在60年代初的“三年灾害”期间，周围村吃不饱，饿死人，但枣树湾人种的红薯（山萝卜）年年丰收，母亲说，那时，山萝卜堆在道场里，堆成山，小娃子都把山萝卜当“得螺儿”踢。她个子高、聪明、漂亮，跟“男将”们一样能挑重担，村里人说起她，“王大个子几能干啊。”
组织安排父亲当农协主席，也在全国扫盲运动中安排母亲去识字，但母亲却对识字没有积极性，她学了几个月认识的字还不如父亲自学认识的多，她没能作为扫盲代表。母亲似乎郁闷过，但她很快调整过来，她觉得那应该是男人的事。她更多地寄望于父亲，却对父亲一再失望。当组织要安排父亲当生产队长时，父亲退却了，他晚上回来跟母亲商量，母亲一言不发。后来她骂父亲，没有胆，泥巴扶不上墙，她要是个男人……
母亲求我们好好读书时，倒是承认自己吃亏是个“睁眼瞎”。很奇怪，她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滔滔不绝，但跟村里人吵架却笨嘴笨舌，她教育我们的话也不多。倒是父亲经常能跟我们讲讲故事，说说笑话。母亲虽然在一旁听得认真，但笑过后仍会批评父亲“没正经”，只会在孩子面前信口开河，很少在村里、在会上讲话。母亲说，沉默是金，要么不开口，要么开口就说得板上钉钉子，结结实实。父亲经常被母亲批得很“无趣”，这妨碍了父亲的发挥，也妨碍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对讲话的爱好。父亲晚年的话日渐少了，实在想跟母亲交流时，也就在一边以自言自语开场。几个子女的口才都差，不爱说话，不会说话，母亲后来也着急，但已经无可奈何了。
母亲其实是能说的，在丈夫、孩子都开不了口时，她无惧于外人、城里人、干部们。以至于二哥做生意时被城管没收物品，二哥不敢去要，催她去说，她还真说成了。母亲很无奈，把孩子养大了，还要去为孩子奔跑。
我在《母亲的功德》中介绍了母亲的奉献、自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多少漏写了母亲的抱怨、随性。她任劳而少任怨，对生活的艰难、无奈无望，她无法憋在心里自己消化，她多少发泄了出来。跟父亲一样，她爱干净，却也时而用心，时而随便。即使她后来住进城里的楼房，收拾屋子也会经常敷衍。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人生习惯。培养一个好习惯不容易，等我们后来多少明白时已经晚了。
我是在不断地反省和观察中，理解了传统中国的圣贤们直到农耕文明晚期，还把洒扫、进退、应对当作做人的基本学问，把律己治家当作每天的“日课”。比较起来，作为父母亲的子女，我们是失教的，“放养的”，我们的家庭环境太散漫放任了。
我爱母亲。不过，在跟侄子侄女们交流时，我多次称道父亲的才华。我对他们说，你们的爷爷是余家人中最有才华的。他也曾对生活有很高的要求。夏天的黄昏，收工后，他会把门前的土台及台阶下的道场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洒点水。在落日余晖下，我们把饭桌搬到道场里，一家人围桌吃饭。晚上村里人多半要到道场里支床睡觉，我们也支几张凉床，躺在竹床上看星星、听故事。秋天，父亲会把茅草房翻盖一新，新屋顶上的稻草清香十天半月都不会散去。冬天，他则会打点家具，虽然无非是从山里买了几根木头做成桌椅，或用废铁去打一把锄头。
父亲对母亲也有抱怨，他最多的抱怨是说母亲出身贫农，却像个“大小姐”，不爱干活。干活回家，他会说家里这没收拾，那里也不干净，饭也没做好，他饿得要命。母亲就委屈得要命，会把她在家干的活儿数落好遍，并说父亲在外能干，在家是“老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相依为命，却苦于怨于难以养家糊口。
直到今天，农村的返贫仍是一个问题。我们村在60年代没有饿死人，但到80年代初仍未解决吃饭问题。我说过母亲有几个冬天经常不做晚饭，我们饿极了才知道去睡觉。母亲对生活的失望也是因为她没想通何以如此：年轻时村里都不穷，别的村劳动力一年的口粮定为360斤、300斤时，我们村就有450、420了，我们接济过亲戚；但到80年代一度也降到300，以至于冬天没有余粮。父亲只会“死做”，一年到头，仍解决不了全家温饱，且经常给她气受。母亲绝望时经常睡在床上不起来，任凭我们跪在床头求她。我后来看材料，说中国农村妇女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只是到晚年，她和父亲皈依了基督，她的精神世界才略为好一些。

(五)

父亲在组织和子女眼里“不上进”，但他的勤劳吃苦在村里都很称道。我们也都承认他的勤劳，他眼里全是活路，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做活”。但他的交往能力不差，没有嫡亲的亲戚，他居然认了几个亲戚。我小时候看《林海雪原》、《奇袭白虎团》一类的小人书就是在磙山的一个姑父家，姑父一家后来搬到丹江口，还给父亲写过信。另外一个姑父在安居镇的村里养蜂子，蜂蜜的美味也是小时候即尝到了……
父亲善于学习，从“大字不识一个”，到晚年他至少认识上千汉字，等他做基督教会“管账的”时候，他已经能抄写圣经圣歌。他对文化有天然的敬畏，“敬惜字纸”一语是他教我们的。每年的年节尤其是春节，他过得慎重，把学来的文化习俗或礼仪规矩一丝不苟地实行。考上大学时，他带我到村后山坡上烧纸钱，向列祖列宗通报，感谢“祖坟冒了青烟”……
80年代后期，村里的田地大部分被政府征用，父亲遗憾他那样的“种地能手”无用武之地了，他喜欢三哥，因为三哥继承了他这方面的特点：舍得出苦力、会做农活儿。村里人开始从“粮农”向“菜农”转型，父亲是转型最为成功的，他种菜、摘洗菜，到街上去卖，做得极为利索。印象中父亲几乎没帮母亲摘洗过菜，但父亲对第二天早上进城卖的菜，摘洗得极为认真，用心，那是他晚上和早上最重要的大事。他卖菜也快，晌午时就拉着板车回来了，后来是蹬三轮车回来了。会有一两把剩菜，以及割的肉菜带回家，还有大量的角票、钢蹦儿……
当然，父亲这样典型的农民受组织的恩惠非一件两件。大哥十几岁时当兵，二哥从村里的民兵连长到进城当工人，应该都得益于父亲。我后来查证，毛时代从农村征兵，参军的农村青年除了“根正苗红”，仍得益于父母在组织那里的印象。而村里有一个名额进城当工人时，父亲连夜赶到舅舅家，把在那里做客的二哥叫回来，抓住了机会。这一“机会”后来看并不算好，因为村干部的地位很快直线上升，大小是个干部或官总比工人农民好。但用母亲的话，父亲心里一直“傲得很”，一方面靠组织，一方面厌恶“干部”，他宁愿自己的孩子清白一生。
除父亲外，我大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只是我大哥，一生命苦，可叹。
大哥心细、孝顺。还在读小学时，父母两人挣生产队里的“工分”，要养活一家八口太难，他就不愿读书，要回生产队劳动帮家里挣“工分”。六七十年代，村里男劳动力一天九分十分，女劳动力六分七分，大哥挣工分，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这些工分加起来，一年到头，也就几十元钱。为这几十元，村里人还会争论，谁的工分评高了，谁的评低了。据说老师追到地里去，劝说大哥上学，他成绩好，有前途。但他流着泪拒绝了。母亲每次跟我们说起大哥这一段，都哽噎不已。
后来村里有征兵的机会，他就参军，到河南平顶山市当兵，而且要当“志愿兵”，据说这一兵种不用担心四年复员，可以长期呆在部队。他难得回家，但经常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津贴”寄回家来。大哥寄给“父母大人”的信总是先在村人间传看，再由村里识字者读给父母听，后来是我们读给父母听。他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尤其是信封上的几行字，那种仿宋字写得真是好看，村里人说，“像印的一样”。
大哥也给村人谋过福利，河南产煤，他曾经运过一卡车的煤开回村里，让村里分了。而我小时候也比村里小伙伴更早地吃到“蛋卷”、“压缩饼干”……，眼睛近视后，大哥想办法给我买“鱼肝油”。大哥只是偶尔向我们透露他的辛苦，他归属总参的测绘部队，经常到山野中搞测量，风餐露宿。地方上遭灾，他们又被当作劳力去救灾。河南的几次“发大水”，淹死了不少人，他们第一时间去救人，说在泥水里看到小包包，捞起来，就是一个个蜷曲的死人……
也许出于长远考虑，在部队干了十多年后，大哥一直没有谈恋爱，而是由父母帮他在随州找对象，后来成为我们的大嫂去部队探亲几次，两人就成家了。大哥在部队“进步”很快，他提了干，入了党，并以小学未毕业的文化程度自学了大学课程，他拿到了大学函授文凭。他本来可以留在部队，甚至转业到平顶山市工作，但他希望就近赡养父母，就回到了随州。哥哥姐姐当然高兴，希望沾光，虽然因为村里土地被征占，“地带工”，他们都进城当工人了，但他们希望大哥这棵大树能帮他们在城里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考上北大的1986年，大哥还在办回随州的手续。我无师自通地给生产队写了一封申请书，希望得到组织上的补贴。生产队为此奖励我一百元，干部们到我家来喝酒，大哥也赶了回来，要送我上北京。我给干部们敬酒喝醉了，大哥把我送到武汉，自己又赶回部队。
后来就听说大哥回随州工作了，大嫂也调回随州。生活好一些了，但舒心日子没几天，新问题来了。他看不惯单位领导的腐败，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满意，他一度要写举报信，征询我的意见。对我要从事文化、做一个“批判知识分子”，他不赞成，说他知道鲁迅是这样的人，但没什么好，鲁迅死时瘦得剩下几十斤。十多年后的新世纪初，大哥去世多年，二哥也跟我谈起，做鲁迅有什么好，为什么不做胡适？据说随州圈子里懂点文化的人，多知道我成了“鲁迅”或说“鲁迅的传人”。
大哥大嫂的去世归因于某种蒙昧，或节俭的习惯。人们用煤气罐做饭，一罐气快用完时，点不出火了，大家都会摇晃一下罐，因此又能做一顿饭。大哥经常这么做。有一天黄昏，他们在家做饭。打不出火了，大嫂要大哥去换煤气罐，大哥懒得去换，也为了省钱，就去摇晃，打开煤气阀，因为暗，他去拉电灯绳，电灯亮起的一瞬间，煤气罐炸开，他和大嫂都重度烧伤。送进医院，随州医疗水平没有把握，一度要转送武汉，但伤势扩散，二人先后去世，留下未成年的侄女、侄儿。
我回到随州赶上了见大哥一面。村里人也遗憾大哥的命苦，称道大哥是村里多年来少有的人才。大哥的户籍不在村里，村里人仍接受他魂归故里，他年轻时外出参军，跟村里人一二十年不见，那些年长的叔叔伯伯们仍为他抬棺、送行。
大哥死时，哥哥姐姐们都哭了，她们大概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处境难有大的改善了。父亲、母亲的绝望更是深重。我后来才明白，大哥的死使我们本可兴盛的余家败落了。父母日渐老迈，新一代顶梁柱坍塌了，这对一个家族来说是致命的。我后来看过不少家族的命运，每一代人中得有一个主心骨，得有一个任劳任怨的“家长”或说“主事者”。我自己没能尽这份责任，二哥在家成为“老大”，但他在“上班族”和“老大”之间摇晃，没能做好任何一个角色。我后来感慨胡适，为其写上联：“以少子命行长子运，可否托付天下？”多少有自家身世的感慨。

(六)

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的心气儿垮了。他们信仰了基督，在城市化加剧、农村社会日益衰败、“三农问题”突显出来的近二十年来，他们算有了相依为命的“兄弟姊妹”，但他们自身却如燃灯，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
晚年的父母过得不够舒展，虽然温饱早不是问题，教会的兄弟们给了他们亲情、温暖和年轻时的友爱，但他们灵性的探索未曾得到满足。除了抱怨子女们“没出息”、不够“孝顺”，他们看不惯“世道”了。世道变了，父亲说，共产党解放了穷苦人，现在贪官污吏当道。他要我给他找相声听，让自己开心一些，但很失望，现在的人说相声不好笑。世道变了，母亲问我，难道说，这世界水还要节约，老天爷每年不是给了那么多雨水吗？她对我辞去国家公职不理解，亲友问起，她只好说，我们家的儿子最看不得人家给他送礼，宁愿不当官……我有几年春节回随州，随州的官员开车送我返京，父母还是很有面子的。
但我实在混得“每况愈下”，后来拒绝一切体制工作，也就不再跟他们谈论我的工作。当初，父母曾到北京跟我认真询问，为什么我一个北大的，毕业多年，不搞政治，也不挣钱，图什么。我跟他讲起文化人的追求，讲起“铁棒磨成针”、“床前明月光”的李白、念诗给老婆婆听的白居易来，父亲说他懂了，但母亲没有做声。我后来经常安慰他们，你们的孩子算是孝顺的了，也就是太老实，自己还没活出来，有些顾不上你们。母亲就会回应，是啊，世道这么乱，我的孩子我清楚，不会“为非作歹”，不会“造拐”。在这个“卖拐”的时代，父母亲对我们还算放心。我后来也一度想过，哥哥姐姐勉强维持生计，也许不算坏事，因为他们是清白的、自食其力的。跟郊区农村城市化后的种种怪现状比，他们的这一生也算尽命了，本分、老实，没有受多少时代社会的“污染”。
让人心意难平的是，侄子侄女们读书多平平。也许他们的学习天份仍由我提前取用了一些，以至于他们今天在底层的打工世界挣扎。这也使我多少有些抱愧。在大理生活期间，我一度考虑“带一带”侄儿，让他到大理去读书，由我负担生活费。我指定他半年内熟背《孟子》，每天抄写几段，背诵几段。但由于生活变动，我回到北京，而把他留在了大理。他三个月左右背完孟子，并抄录了几遍。据在大理生活的朋友、高尔泰先生的弟子张心武先生说，侄子的学习还是很有效的，侄子跟他讲起对孟子的理解有些“匪夷所思”，也让他受益。
侄子侄女们的成绩也曾让父母叹气，但他们见到侄子侄女仍是开心的。他们愿为儿孙做牛做马，只是不知道如何教育。“失教”的现象仍在继续。我回家乡时，跟哥哥姐姐们聊起小一辈人的教育，也是空洞得要命。哥嫂去世的阴影仍笼罩着一大家人的生活。唯一让我宽慰的是，他们不会做出格的事，他们能够“活着”。而父母身上对生活极境的好奇和追求，在他们身上也消失了。我们家，仍是底层社会最普通的一家。我总结父母的一些优点、美德，并没有成为我们家的家风，我们家人多随着性子生活，很少超拔，很少相互提醒、扶持、校正。
父母晚年有更多的余闲关心终极，他们似乎一直跟常人不同，对“时代”的追问，发展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也在他们观察的范围内。记得父亲走进西直门地铁站时，连声向母亲感叹，这总要人来做人来建，这都是人的力量啊。而母亲在大理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也一再感叹，主是好的，主没有忘记我们……但时代万花筒般的热闹已经为他们难以理解，他们也想不出答案，他们先后离世，走得或留恋，或弃绝，都回到天国，主的怀抱。让我常常清夜难眠，生发椎心之痛。
母亲一支的家谱已经忘记，她名叫王先英。父亲年少失怙，却牢牢地记住了家谱，虽然只剩下五六个字，明贤启世正，或明贤启世真（后知是祯，但余家人多以正或真名），五字一句，下一句起头的是功字辈。这是我们余家的家谱。做世上正直的人，做世上真实的人。这算是余家先人留给我们的训言。父亲名叫余启发。他给三个哥哥取的名字是，世洲、世国、世村，给两个姐姐取的名字是，世翠，世兰。人们都说，他把最好的名字给了我，世存。但他自己说，到世村后，他想不出来了，才这么叫的。
我曾经猜测父母的远祖都曾经“阔过”。除了家人的品性，神态，他们晚年得的“富贵病”也是一条线索。母亲患“糖尿病”，很是受罪，不敢吃糖、甜食，她百思不解，一辈子都没怎么吃过甘甜，怎么得这种病。还有一个不解是，她说，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这么一个病怎么都治不好呢。她晚年变成了小老太太，我牵着她的手在北京多家医院就诊，每次医生开的药方不太一样，却也大同小异，让她失望之极。至今犹记牵着母亲的手在中日友好医院附近过马路时的情景，她说别买药了，又贵，又没得用，说了也就一言不发，任我去抓药买药。
父亲临终都不知道让他时常疼痛难忍的病是“痛风”，我被诊出这一病后时也纳闷，没曾大吃大喝，怎么得了这种“富贵病”呢。医生明确说，你的病多半是家族遗传。打电话回家，才知道父亲生前经常关节肿痛，他得这种病也是冤枉，他一生敬畏鬼神、小心谨慎、劳动强度大，吃喝上不曾过量过分，居然得了“痛风”，大概也只能归结为某位先人暴发过富贵过也糟蹋过。父亲后来皈依基督，跟他的这一无名之痛有很大关系，据说教会的兄弟姐妹在他关节痛时都一起为他祷告。
余家确实有过光荣。据说我们是从随州淅河余家畈移出的一支，查余家畈，全国各地很多处，可以猜想余家人的“辉煌”。余家人喜水，“离家不离水系”，父亲没有跑进城，而落脚枣树湾，是否也跟村前有一条河流相关。淅河余家畈的同宗辈份比我们家多要低一些，论辈份我到那里是祖父辈高祖辈。就在前几天，遇到一个本家功字辈的副市长，论过出生地，他就连称长辈，唤起人血脉相联的感觉。这次写“家世”，查找余家家谱，康熙年间，余家的“拱北公”率众撰立的谱诀：“大德光先绪，名贤启世祯，功臣为国鼎，泽永应隆兴。”仍让人纳闷，务农几百年了，家谱怎么搞得这么“宏大叙事”；只好自嘲，我们有着“阔过”或发达的先人历史。
我查出“痛风”后，二哥也被查出“痛风”。遗传说已是定论。如果把某些病痛看作“业力”，我们确实遗传了先人的光荣和罪性，我们人生的努力得“消业”。

(七)

把父母亲人这样略微回忆一次，尽量平静心情，希望冷静、理性、客观，不虚美，不隐弱势浅陋，中间仍有几次潸然。小时候写过“家史”，跟父母一样“忆苦思甜”过，感恩“生活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遇上了好时代。但真正的生命旅程跟时代关系不大，因为他要从零起步，从文明的源头出发，只有在成长的过程中，以个人身心重新经验一次文明史的近乎全部旅程，如此才能“明其明德”，成为“明贤”，以启世正世真，如此才谈得上完全理解并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但这样的人太少，因此我们中国人爱说，中间链条。父母说自己，他们就像渡船人，把我们渡到河岸，把我们放到光明、温暖、幸福的世界里去。
家族信仰在全世界都有意义，只是很少有我们中国人这样悠久厚重。曾经翻阅儒门孔家世系，孔子后代至今七十多代人了；也翻阅过道教张天师世系，传承有60多代了。他们的继承性一目了然，有趣的是，孔家人多不长寿，张天师家人多活有望百高龄。这大概也跟遗传、心性相关。血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宗族礼仪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现代科学应该能够给予解答。医学中已经把信力、念力接纳进来，社会学也观察到家族行善的功效。家族传承，其中之一，即在理性、功利的社会上为世界的神秘、人生的信念留下余地，让我们珍惜生活，慎终追远，继往开来。
家族的意义、亲人的意义在这种继承的层面上显现出来。后代人要记住前代人的经验教训。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回顾亲人的生活，并希望侄子侄女们能够读到这份并不完备的总结，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这份人生世代的答卷。自然，也希望读者，能够多少从我家人的生活中获得教益。
2013年3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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