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反腐——刑必须上大夫

杨恒均粉丝

这几天，大家都在说埃及。埃及革命了，埃及民主了，埃及流血了。埃及的民主带来了混乱与流血，给不少这些年被“民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同志一个大大的翻身。有些人开始连篇累牍数落民主的不是了。其实，民主只不过是埃及革命的一个副产品。据埃及媒体报道，埃及两年前走上广场、反对穆巴拉克，最终促使革命爆发的民众，很少是为了民主而走上街头的。他们走上街头为的是表达对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的不满，尤其是对穆巴拉克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当民主这个副产品不起然而至，并引发了流血与混乱之时，也没有几个埃及人后悔推翻了腐败的穆巴拉克。可见，腐败与流血、混乱如出一辙，令人厌恶。

发展中国家能否在维系政权稳固下，既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又不引起有如中东那样突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呢？据观察，很大程度上同反腐败的力度与效果有关。腐败是困扰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各类民意测验中，我们看到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始终是公权力的贪污腐败。一些人以为挑出民主的毛病，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民众就会安分守己了，就不得不容忍腐败了，殊不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暴力流血与改朝换代，除了毛泽东领导的是高举民主的大旗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是因为王朝的腐败而引发民众揭竿而起。对于一般的埃及人来说，大多数并不清楚什么是民主，他们也渴望稳定，但对腐败的痛恨却让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街头，推翻腐败政权。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与发展模式，加上相对有利的国际大环境，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还有发展的空间与潜力；由于长期的中国特色的教育还能在大多数民众思想层面维持“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至于失控，所以有三个自信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公权力大面积的贪污腐败，早就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普通百姓在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况下，要就是随着贪官污吏一起起舞，你大贪我小贪，实在无权贪的，把女儿送给权力当二奶，在这种全民贪污的情况下，把整个中华民族拖进万劫不复的溃败、腐烂的深渊；要就是某一天实在忍不住，像埃及人一样不计后果，走上街头。

反腐，是这届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可反腐多少年了，谈何容易？就拿过去十年来说，老百姓感受的是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可从官方公布的反腐“成果”来看，过去十年反腐查案数量却呈现明显下滑的趋势，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与失望了。

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后这一数字有了明显变化。据外媒报道，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采取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最强硬的反贪措施。2013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7,416件涉及23,939人，其中大案14,066件，占立案总数的80.8%，同比上升3.8%；要案1267人，占立案总数的5.3%。据推算，如果按照这半年的反腐力度，未来10年极有可能打掉2,000多名地厅级以上官员，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这样的“大老虎”。这个数字对很多潜在的贪官污吏，恐怕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当然，反腐要彻底，最终得靠制度，得靠法治，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打老虎就得法治。如果反腐败只局限在一些中下级官员中，偶尔触动一两个高级官员，始终“刑不上大夫”，效果恐怕是非常有限的。朱镕基在自己的新书中说，老百姓对“刑不上大夫”很不满，可见，最高领导人早就敏锐观察到老百姓的心声。但屡次反腐败几乎都是风声大雨点小，甚至弄得虎头蛇尾。这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靠运动反腐，而缺乏对反腐制度的建设，缺乏对法治建设的推进。

什么是法治？据说一些西方国家的小学五年级有这样一道选择题：“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是‘法治’国家时，我们的意思是这个国家的——A，每一位民众都必须遵纪守法；B，政府必须守法。”答案必须二选一，如何选？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必须遵纪守法，否则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牢房，所以一个国家的国民遵纪守法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就是“法治”国家。但迄今为止，只有实行了法治的国家，政府也必须遵纪守法，执政者也处于宪法与法律管束之下。这才是“法治”国家不同于其他类型国家的特点。所以，答案是B。

法治，就是要把统治者置放在法律之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就是要让绝对的权力受到限制，就是要用法把统治者管起来，迫使他们依法而为，而不是靠他们自身修养、良心发现与道德水平来治理国家、管理民众；法治，就是公民依法维权，在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时，争取、保障每一位国民的权利！习近平曾经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首先就应该做到把滥用权力的当权者关进笼子里，让执掌权力的人受到制约与限制。

杨恒均 2013.8.20（农历7月14）写于鬼节以及济南审判薄熙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