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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随州厚重的历史,满卷写下烟霞和灿烂。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在这里开创农耕,烧山的火把点燃了中华文明的火种;
随国大贤季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民为神主”的思想,拨开了中国民本思想的第一束曙光;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在这里出土,它的精美绝伦和华夏正音惊艳了世界的目光;
江汉军区司令部在这里运筹帷幄,让红旗漫卷荆楚地,尽显革命先辈的忠诚与信仰、奋斗与担当!
……
随州因此成为华夏农耕文明发源地、青铜礼器巅峰见证地、古代治理智慧集成地、鄂豫地区重要革命根据地,神农文化、曾随文化、治理文化、红色文化等在此交相辉映,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涵养了随州“文化高地、礼乐之城”的厚重底蕴和精神气质。
民族复兴需要文化自信。新时代的随州,正在大力弘扬炎帝神农开拓创新精神,通过举办寻根节、曾随文化申遗、编钟复制演出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见性发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名片亮起来,进一步彰显随州礼乐文明的精神之源、精美之器、精典之都、精致之治,加快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为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注入文化动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随州力量。
精神之源 始祖之光耀神州
烈山之上,望我家邦;人文始祖,布衣先皇。
随州炎帝故里景区,炎帝神农大像巍然耸立,他手执稻穗,目光慈祥,深情俯瞰着随州故园的沧桑巨变。
5000多年前,炎帝神农带领族人在烈山艰难而执着地耕种,烧山的火把点燃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他制耒耜、植五谷,尝百草、疗民疾,辟市场、倡交易……“八大功绩”开启了璀璨的华夏农耕文明,创制了早期的礼乐文明,实现了人类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农耕的历史转变,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由炎帝神农氏肇端的代表长江流域远古文明状态的农耕文化和由黄帝轩辕氏开创的代表着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状态的黄帝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5000年来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根。
炎帝神农氏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和黄帝轩辕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宽厚仁和、以德化民等精神,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源头。炎帝与黄帝一起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被世代炎黄子孙敬仰祭拜。
华夏悠悠文明史,烈山脚下是源头。随州作为炎帝神农故里,有典籍、遗迹、传说、考古为证,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权威认定,也得到了世界华人的广泛认同。《礼记·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帝王世纪》载:“神农氏起于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也。”从春秋初年以来,有140多种典籍记载炎帝神农诞生于烈山,也就是随县的厉山镇。新中国成立后,在随州及周边枣阳等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5000-6000年的岁月中,随枣走廊确实生息着一支规模较大的先民群。此外,随州有众多的炎帝神农文化遗迹,有众多的炎帝神农民间传说,有延续数千年的敬奉炎帝神农的习俗,世界各地的华人也认同随州烈山是他们的“根”,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每年都派团来随州寻根。2003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炎黄汇典》明确定位:湖北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2004年,我国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今年来随时指出,在随州这一带兴起的史前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跟炎帝集团的兴起是吻合的,可以看出这一带是当时世界文化非常发达的区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炎帝文化、曾随文化、詹王文化、红色文化、治理文化等在这里绵延古今、交相辉映,涵养了随州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随州人绚丽的精神底色。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将文化作为城市发展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推动炎帝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创见性挖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随州扛起弘扬炎帝神农文化的大旗,高标准规划建设炎帝故里景区,从2009年起,连续14年成功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满足了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精神需求,增强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凝聚起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文化学者于丹说:“提起炎帝,就想到随州。”许多来随参加寻根节的嘉宾深情地说:“随州是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炎帝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民族之根、文化之根、文明之根!”炎帝神农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成为联系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炎帝故里随州正在成为世界华人谒祖圣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历久弥新的炎帝精神凝聚起随州推动发展的强大自信和奋进力量。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常办常新,已成为响亮的随州文旅IP,作为凝聚发展合力、展示随州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为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扩大“朋友圈”、注入“新动能”。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加速提质,获得“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等荣誉,正在冲刺创建国家5A级景区,圣地品牌持续彰显。传承炎帝神农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精神,随州着力擦亮专汽之都、现代农港、谒祖圣地、风机名城、新能基地五张产业名片,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活力迸发。开展神韵随州品质提升补短板三年行动,以文铸魂、以文塑城,建设花园城市,“神韵随州、一见钟情”城市形象深入人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随州将坚持初心办好寻根节,让炎帝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绽放时代光彩,持续培固民族精神之根,坚定文化自信之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随州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精典之都 汉东之国随为大
汉水,中国内陆腹地一条重要河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5000年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就生活在汉水流域的烈山之上、姜水之畔!
西周初年,武王灭商,王族功臣,大封四方。汉水以东以北,诸侯林立,史称“汉阳诸姬”。随(曾)国是其中最大、最核心的存在。“文宗史圣”左丘明在其《左传》一书中称:汉东之国随为大!
从周初分封至南方,到战国中期灭失,随(曾)国在700余年历史时空里,履行守护周王朝“南土”的重要使命,发展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成为南方礼乐文明的高地。
西周以降3000年,曾(随)国故都随州城,或为诸侯国都,或为郡治,或为州城,也曾短时间作为县城。优越的地理区位,灿烂的历史文化,开放的经济流通,成就了其礼乐文明“精典之都”和“汉襄肱骨、神韵随州”的美誉。
汉东之国随为大,大在它占据要害地理位置,肩负为周王朝中央经营南方的重大使命。曾(随)国励精图治,人才辈出,涌现出季梁等一批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诞生了领先时代的“民为神主”民本思想。曾(随)国重视农业生产和青铜冶铸业发展,内修国政,外盟兄弟,综合国力始终居“汉阳诸姬”之首,也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周代诸侯国。
曾(随)国700年的历史是通过考古发掘逐步揭示的,这在周代的诸侯国历史研究上绝无仅有。
2009年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出土的编钟,长篇铭文记录了曾国的由来:其始封君,是“左右文武”的西周开国功臣、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南宫适。同时,铭文还记载了一场吴楚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曾侯與保护了楚昭王,楚昭王与曾侯與立下盟约。专家们据此比照史籍认定,曾国与随国是“一国两名”。
曾(随)国是周王朝“空降”式分封到汉东地区的,担负为周王朝经营汉水流域及淮夷区域的重要使命。这个重要使命与其地处“随枣走廊”的特殊地理区位密切相关。
“随枣走廊”位于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是连接中原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一条重要通道,因其中有随州、枣阳两座城市而得名。两周时期,“随枣走廊”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汉江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楚人东出北进的主要线路。随枣走廊还是周王朝运输铜锡矿料的战略通道上重要一段。
曾(随)国是先秦青铜制造技术的集大成者。曾(随)国用众多造型奇特、纹饰精美、铭文丰富、巧夺天工的青铜器证明,它是一个青铜冶铸业强国,是先秦南方青铜工业文明的中心,代表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
打开700年“曾(随)国史”,青铜器是它精彩的篇章。几乎每一座曾侯墓都有大量精美青铜器出土,如大众所熟知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曾姬壶等。为什么曾国的青铜文化如此高级、灿烂?
这还要从曾伯桼簠的“金道锡行”铭文说起。“金道锡行”是周代描述远距离运输青铜原料的专有名词,即运输金(铜)、锡等原料的路线。
两周时期,长江中下游的铜料、锡料主要流向了中原的周王朝,在江汉间形成“金道锡行”。而曾(随)国是“金道锡行”的重要转运枢纽——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铜、锡原料,沿长江、汉水、涢水(府澴河)抵达曾国,再由曾国经随枣走廊、南阳盆地到达洛阳或西安。如此,曾国在守护“金道锡行”同时,自己也获得丰富的铜锡矿料资源,加之一代代能工巧匠丰富的技术传承积累和精工细作、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曾国出土这么多精美的青铜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世纪90年代,湖北省19件文物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其中,曾侯乙墓文物就占9席,包括曾侯乙编钟、尊盘、联禁铜壶、铜鉴缶、铜鹿角立鹤等青铜器。曾侯乙尊盘是先秦青铜器中最复杂、最精美的一件。它造型美观,极尽奢华,达到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曾随文化是南方礼乐文明的高地,用编钟奏响“华夏正音”,推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曾随国文化作为先进周文化在南方的嫡传,一度领先于楚地文化,在与楚文化和周边方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促进了长江流域融入中华主流文明的进程。
礼乐制度是周王朝维护统治的重要制度之一。周王朝以“礼”强调规范,以“乐”倡导和谐,确立了以鼎为核心的列鼎列簋制度,并辅以编钟为核心的乐器。曾(随)国被分封汉东后,其礼乐制度一直遵循周王朝正统,同时在与周边方国的交往交流中创新发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楚国所在的长江流域融入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圈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从曾国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认知到这一点。此后在秦、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文化。因考古发现日益清晰的曾国历史,让我们可以看到统一的中华文化演进之路。
星移斗转,“金道锡行”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而“汉东大国”的礼乐文明基因、青铜冶铸工业文明基因等依然留存在随州这片土地上。古老而又年轻的随州,正以礼乐文明“精典之都”的新面貌屹立于随枣走廊,全力打造“神韵随州”,建设花园城市。发扬工匠精神,建设中国专汽之都、风机名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放自信、积极进取的随州,正奏响新时代的“华夏正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精美之器 编钟出世惊寰宇
“谁拾起他留下那把琴,谁的歌穿越了时空,谁在堂前舞编钟,谁的梦又与谁同?”
随州博物馆编钟演奏厅,一首《梦随心动》婉转悠扬,把人们带入那远古的神农时代。
汉代桓谭的《新论》记载:炎帝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
炎帝神农创制五弦琴发明音乐,开创了中华早期的礼乐文明。至尧舜时代,古人开始用金、石、丝、竹、土、革、匏、木八种材料制作乐器,奏出和谐悦耳的乐章,叫做“八音克谐”。
《乐记·乐礼》载:“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西周时期,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的政治秩序,周公在革新夏礼、殷礼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形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使礼仪文化从之前的祭祀文化开始转化为对人的礼乐文化。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礼乐复兴,礼乐文明成为中国自先秦以来三千多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周王朝对礼乐文明的高度重视,推动礼器、乐器的制作和音乐教育事业迈向更高水平。当时正处青铜时代,从周天子到诸侯国君纷纷藏礼于器——制作青铜礼器、乐器以彰显国威和尊严。周朝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文明发展的高峰,而曾随礼乐文化则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对此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提供了实证。
1978年,在曾国(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故地随州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彰显了礼乐文明的精美之器和华夏正音,展现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恢弘气度,也奠定了随州作为中华礼乐文明之城的厚重基石。
——编钟之美,在于其铸造技艺之精。青铜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而青铜铸造的曾侯乙编钟更是尖端中的尖端。曾侯乙编钟共65件,重达2.5吨,以其数量之多、音律之全、技艺之精、气势之大,被誉为“编钟之王”“世界第八大奇迹”等。它形制精美,纹饰瑰丽,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雕绘、线描等多种技法,达到了极其精美的效果。
不仅如此,其每个钟体能发出两个乐音,即“一钟双音”,声音可清脆明亮,也可雄浑浪漫,音域几乎接近现代钢琴,是物理学、铸造学、音乐学、工艺美术学等多种学科融合的结晶,表明当时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与编钟一同出土的青铜器尊盘更是精美绝伦。尊盘唇口布满镂空纹饰,如同丝瓜瓤子,繁密纤细,巧夺天工,镂空雕刻的56条龙、28条蟠螭栩栩如生。尊盘至今无人能复制。
——编钟之美,在于其彰显音韵之美。“东方红,太阳升……”1978年8月,刚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迎来第一次“演奏”。令人惊叹的是,在地下沉睡2400多年的编钟竟然能够旋宫转调,演奏出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
曾侯乙编钟拥有完整的十二音系统,与现代的钢琴相差无几。一生都在研究编钟的曾侯乙编钟研究院院长冯光生表示,中国有了“一钟双音”及“十二律”,是中国人在公元前五世纪为人类音乐文化作出的伟大贡献。
与编钟一同出土的音乐文物,有编磬、建鼓、琴、瑟、篪、排箫、笙等,总计达125件,中国古代所谓“八音”基本齐备。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宫廷乐队”,堪称中国青铜时期音乐文化的巅峰,将中国古代音乐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极。令人称奇的是,在曾侯乙墓中竟然发现了在我国秦汉时期失传的五弦琴,这印证了神农生于随。从炎帝神农创制五弦琴到曾侯乙铸造编钟,也体现了礼乐文明在随州的一脉相承和发扬光大。
曾侯乙编钟上有3755字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可谓是“一部金光闪烁的乐律经”。
作为档案文献的载体,曾侯乙编钟集乐音信息和文字于一体,构成了迄今所知公元前5世纪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有声“音乐教科书”。今年初,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随州曾侯乙编钟”榜上有名,为下一步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打下了基础。
——编钟之美,在于其传承和合之美。曾侯乙编钟被誉为“国宝”,经常在重大场合亮相,成为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华文明的文化使者。
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每每国之大事,曾侯乙编钟那浑厚神奇的乐音,频频向世界传递着和合之美。
在重大外交场合,编钟也频频亮相:2018年4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在湖北省博物馆内,曾侯乙编钟见证了两个伟大国家的携手。
曾侯乙编钟的造型为“合瓦形”,其代表的礼乐文明的核心理念也是“和”。编钟中的镈钟也是融合、和谐的象征。“楚王奔随”的故事,代表着曾国与楚国和平相处,融合进步,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理念相一致。
曾侯乙编钟频繁地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传递着我们“和合之美”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几十年来,观看过曾侯乙编钟、欣赏过编钟乐舞的各国政要,面对这一世界奇观无不热情赞叹。编钟成为增进中外友谊、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特使”。
“让文物活起来”。我市积极推动曾随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好编钟复制技艺传承,曾侯乙编钟已通过复制件参加众多乐舞演出,满足人民群众对其心之神往的好奇,奏响着“神韵随州、一见钟情”的盛世强音。编钟乐舞
精致之治 治理智慧集成地
炎帝神农在这里开创农耕,曾侯乙编钟敲响华夏正音,民本思想在这里萌芽,科举制在此孕育……创新创造的精神在随州大地一脉相承,礼乐文明的传承创新造就了“精致之治”,使随州成为古代治理智慧的集成地。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使人们在一种礼仪规范中遵循社会道德和秩序,维护社会人伦和谐。周朝的礼乐制度,不仅维系了周王朝长达八百多年,更为以后秦汉帝国建立的大一统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儒家学说的主要创立者孔子在对周朝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独特的礼乐精神。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引入“仁”的概念,提出“克己复礼”,强调“礼”要与“仁”结合在一起,成功对礼的内涵加以改造,为礼乐文化注入新鲜的生命力,儒家礼乐观成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主体,随着后世诸子的反复改铸和“理”的注入,儒家思想逐渐丰富完善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来的正统思想。
而随国大夫季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为神主”的思想,比孔子的民本思想早了200多年,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被唐代大诗人李白誉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
《左传·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对话时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认为君要民拥戴,必须忠民利民。若抛弃人民而只崇拜鬼神,就会丧失政权。此外,季梁还提出“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政治主张,即对内修整国家政治,对外与兄弟国家亲善,以及“避实击虚”的军事策略,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这为后世外交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华礼乐文明自周公“制礼作乐”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以来,作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不断地写进国人的心灵,塑造着各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的主流思想,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史料。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出于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衍生品,始终没有超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范畴。因此,它在理论上是民为邦本,现实上却是专制主义。它没有形成一种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存在于统治者的头脑中,其推行需要圣贤在位以及与德治主义相配合。
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文化传承时,总是习惯于把目光投向学说、学派、人物。其实,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确立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个大国的行政力量就会转化为空间力量、时间力量和社会心理力量,使文化传承成为一种稳定的结构。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中国历史上企图成为制度的文化主张很多,但真正成为一种庞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国、行之千年的,便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的创立者是隋文帝杨坚,科举思想肇始于随州。《周书·杨忠列传》记载:“武成元年,(忠)进封随国公,邑万户,别食竟陵县一千户,收其租赋。”杨忠逝后,杨坚袭父“随国公”爵位,后又任随州刺史,再进封柱国。581年,杨坚即位后立国号为“隋”,隋朝因随州而得名。随州是隋文帝杨坚的龙潜之地,是即将诞生的隋王朝的“实验田”。
科举制是指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从隋代至清末延续了1300多年,选拔出来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构成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一大批出色的行政管理专家。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寒门子弟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通道,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中华文明越过无数次灭亡的危机而浩荡延续,后因其种种弊端和不能适应时代而废止。
杨坚在位时除科举制外,还创立了三省六部制,“礼”为六部之一。这些举措完善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封建官僚体制的成熟,对后世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当时有人惊叹,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应该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是重要的发明创造。
隋朝历史虽然短暂,但其省部制与考试制度的设计,至今还在创新性使用。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东亚。应该说,它们是隋唐之后中国社会治理的精致制度设计之渊源。
因季梁和杨坚的伟大创举,随州成为古代治理智慧的集成地。现在,随州文化公园内设有季梁雕像,城区还有季梁街。2016年,随州在城南智门寺原址上恢复兴建了杨坚故居,以示纪念。
新时期的随州,从古代治理智慧中汲取营养,贯彻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涌现出“荆楚第一包”。本世纪初,探索出村级“两票制”选举和“两会制”决策、“逢四说事”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当前,随州正在着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兴办乡村合作公司引领乡村振兴,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不断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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