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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也无法听到我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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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4 10:0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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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我随爸爸工作调动从随州到了武汉。

搭乘一辆沿路不断拦车谈价加人,膨胀得快爆炸的大巴。我肚子阵阵翻江倒海,到了新单位门口,实在按耐不住,蹲在门边吐了个稀里哗啦。

门房里气势汹汹走出一人,指着我,大声吆喝着,“喂喂喂,干嘛的?”

初次见面,二十出头的小张以嚣张的模样蹦哒在我面前。抬眼看去,剑眉星目,壮实挺拔的模样,只可惜身量不高。

后来听说他是军人转业,门卫嘛,是个零时工。大家都叫他“小张”。

我和父亲住在临时分配的平房单间里。来之前,母亲入职体检发现乳腺癌,做了手术后回随州老家休养。原先其乐融融的生活被打破,我的心底一路都沉甸甸的。

晚上写完功课,我独自来到办公楼前的平地,遛旱冰。绕着圈子高速地旋转,呼呼的风声萦绕而上,我仿若置身一个漩涡,要扶摇而去。

幻想中,我是武侠小说中的隐者,蛰伏俗世,只为了将来一飞冲天的机缘。

突然,一束光打到我的脸上,我从云端跌回俗世,微眯起眼逆光看过去,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咋咋呼呼的声音响起,“哪个?不许在这里玩,旁边有车,撞上要你爹妈赔钱!”

又是“小张”!我上下用力地挥舞的胳膊,只好缓缓停下。他再次气势汹汹冲到我旁边,扫视我,像在辨认身份。我懒得搭话,只低头看向他藏蓝色外套的黑纽扣。过了会,他叹了一口气,蹲下身去,帮我解开溜冰鞋的带子,继续念叨着,“黑不溜秋的,怎么跑到这里玩咧?”

我仍旧抿着嘴,趁他不备,弯腰拎起旱冰鞋就往回跑。

我从前院办公楼到后院家属区要经过一条黑黢黢的小巷,只有拐角处挂着一盏昏黄的灯,像日本侦探动漫里的犯罪现场。我埋头,一路“哒哒哒”的小跑。

这时,身后照来一束光打在小巷的地面,我的身影随之被拉得长长的。只听到小张同志大声在身后大声喊着,“看路啊!别瞎跑!”


武汉的孩子大多人高马大,我一直以为是他们普遍喝牛奶造成的。我爸也随大流给我订了鲜奶。每日我去门房一取一还,和小张同志逐渐熟悉起来。我假模假样地听爸爸交待唤他“张叔叔”,但暗自觉得他也是一团孩子气。

门房的摆设很简单,靠门边是个报纸架,一桌一椅,牛奶贴着标签放在木桌上,木桌一脚放了个带磁带盒的收音机。有时候放放黄梅戏,小张叔叔会跟着哼唱起来。最里面有一张窄小的折叠木床,被褥大概是当军人时留下的习惯,整整齐齐的小方块。

有时碰到小张叔叔去办公楼送信,我就坐在靠椅上,一边喝牛奶,一边隔着玻璃窗看来回的人群,观察他们的衣着神态,猜测一天的际遇,盘算着,“门卫也是个有趣的职业啊!”

想起前一周语文老师要求写理想的职业,有个男生写了售票员,因为撕票的动作很帅气。我如果早点体验一下,估计就选门卫作为理想了。

正在浮想联翩,小张叔叔返回了,夸张地跺着脚把我从椅子上提溜下来,板着脸比划,“这是办公桌,不要靠近,不许拿东西玩!”我扫视桌上为数不多的物件,乖巧地点点头,心里嗤之以鼻。

到了城里,除了喝酒奶以外,我第一次知道有计算机课这一门课程。当时学校有两间教室,一年四季开着空调保持温度和湿度,平日用厚厚的红丝绒窗帘遮挡,显得神秘又高贵。

老师要求我们一个个当着他的面脱鞋进入。有一次由于我的袜子太脏,他怒吼着,不许我进教室。同学们窃窃私语,又好似理所当然。

我独自站在走廊处,流着眼泪,觉得自己是个脏兮兮的小孩。班上的门已锁住。好在隔条马路就是大院,我恍恍惚惚地走回去。

小张叔叔在整理一个盆栽,背后的收音机飘着黄梅戏“先生不必强争嘴,春香心理明如灯。”他看着我抽泣的样子,没有多问,只是招招手要我过去,指着绿色盆栽,“看,剪得么样?”

他说,这原来被院子里黄爷爷养的,半死不活的准备丢掉,结果抱过来浇了两次水,慢慢又活过来了,就是枝叶有些杂乱。说着,他拿把剪刀,修剪起来。

我没有搭话,只是一盆普通得无法形容美丑的植物罢了。但看着那双有点粗糙的手灵巧地在叶片中穿梭。心里的杂事也被修葺掉了,小张看我不哭了,竟乐呵呵地朝我笑起来,也不多说话,像是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后来,母亲病愈后回到武汉。我家也从平房搬到楼梯房,和另一户合伙住在一起,称为“团结户”。家里总算要有点新气象,母亲决定把墙壁粉刷一下。

母亲术后肌肉少了一块,手臂没有力气。大院门口偶尔会有拿着木制招牌白粉笔写着“通下水道、电路维修、刷漆”接活的小工。

正不巧出门一个都没撞见,小张叔叔主动要求帮忙,结果刷了一半,说干不了。母亲照旧付了钱,只是偷偷地跟我说,“虽然想赚钱,但还是干不了这些,平日里养花种草还行,怕是富贵命吧!”

武汉骤然降温,从夏直接入冬,牛奶也放不坏,我爸下班后再顺手捎回家。我好久没去门房,一日再去,小张叔叔坐在门边的木头矮凳上吃面,收音机里放着杨钰莹和毛宁的《心雨》,气氛甜得发腻。

他看到我,眉开眼笑的从桌上的糖盒抓起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塞进我的口袋,语调抑扬顿挫地夸张,“来晚啦,好糖都快被挑没了哦!”又指着一个女人说,“以后拿牛奶找这个阿姨哦!”

一个女人正坐在小张叔叔惯常不让我靠近的椅子上,扎着乌黑的马尾辫,紧身高领的红毛衣衬着两腮也红扑扑的,脖子上挂着的玉观音娇翠欲滴。女人微低着头,拿起本子对着号码快速打了勾,把牛奶递给我。

他又拉着我,转而跟那女人介绍道,“这是我们院的高材生,成绩可好了。”类似长辈的语气,让我骤然有点不适应。

我假装害羞地闪出门,这才发现门房外侧新添了个置物架。这些年他又陆陆续续捡了的几盆植物。有些花已经枯萎了,救不回来,他就把花和土倒了,洗过瓷盆,再撒点种子。

最靠上的那盆我没见过。小张叔叔凑过来说,“好看吧?专门去花鸟市场挑的!”蓝色的小花、金黄的蕊,一副外冷内热的傲娇样,静看之下薄薄透明的花瓣好像有经脉流动。斜眼发现小张叔叔的紧张样,我故意作势伸手去摸,他赶紧用手挡住。我侧过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也笑了起来,揪揪我的小辫。

我问他这是哪种花,他笑而不答,指着挂着的铭牌,“考下你!”我仔细看了看:“Forget-me-not”。回家查了词典,翻译是勿忘我,“花姿不凋,花色不褪”,寓意“永恒的爱”。

小张叔叔找到对象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院左领右舍。小两口起居在门房里,靠墙角新添了个煤炭炉。有时候生起火来烟大,便提到门房外靠墙角落里去。但一进院子门,一眼看去,灰白盒子处一片烟雾缭绕。院子里议论纷纷,小门卫敢在公家的地方过起小日子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些人议论之后,办公室决定出面跟小张叔叔商讨。我不知道商讨的过程,只是在那年春节前,小张就搬走了。


见不到小张叔叔的日子,我渐渐忘了他的存在,日子平淡无奇,春节后街道各处一片清冷。

某日,我爸接我放学,我背着书包一颠一颠地匆匆走过。“殷丫头!”一个人站在办公楼的台阶上,叫住我。有几分熟识的五官,被脸部的沟壑分割开来,我竟没认出他来。

我爸倒反应过来,“老张啊,回来了么?”又打量几眼,看着毛糊糊的头发,说,“勒头发剃的,是犯事出来的?”他有些不好意思,笑容里露出尴尬,“这叫出家还俗!”

从后来我爸妈的叙述里,我得知,小张的媳妇回去后刚摆完酒就消失了。同时也带走了他为数不多的几万元积蓄。

虽然报了案,身份信息都是假的,恐怕找不到人。他伤心之下自己把头发剃了,独上五台山,但是大师说他不太清净,住了几天又把他劝走了。我想起那女人白净羞涩的笑脸,有点不敢相信。

单位领导已经请了新的门房,但看小张哭得可怜,就留他在新成立的收发室。

新的门卫嫌钱少,做了一年就走了。仅仅只过去了一年,小张面容憔悴了许多,成了众人口里的“老张”。

老张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我妈和一些邻居断断续续地跟他介绍对象,开小卖部的、裁缝、理发的,但总也不成。我妈说,老张挺有生活情趣的一人,但家底太薄啦,现在小姑娘都实在得很。

大院搞改革,原来的食堂撤销了。我妈说看着老张每天吃着泡面,估计也是要攒老婆本,实在是有点不忍心。有时,家里做多了点菜,我妈会用不锈钢饭盒另添出一碗,要我给“老张”送去。

透过对着大门的玻璃窗,张叔叔戴起了黑框眼镜,正低着头,专注安静的翻着书本。板寸倒已没有剃光的痕迹,还黑漆漆的,但是透着不自然的光泽,很像是我妈在超市买的染发剂染过。

他看到我,高兴地起身,拖过椅子让我坐下。尽管眼里有笑,神情却无比憔悴。我瞅瞅桌上那本书,是成人教育的函授课程。他有点不好意思,说,“太难了,数学!要是有时间教教我!”我就着翻开的那一页,用笔划了两下方程式,瘪瘪嘴,惆怅地说,“不会啊!”

他眉眼扬起,笑得咧开整排牙齿,眼底浮现出狡黠的光亮,带回一点年轻的气息,“是不是偏科啦?”确实有点,我垂下眼帘,辩解,“我还小呢?才上初中!”赶紧指着饭盒说,“我妈刚做的排骨藕汤!”

“多谢多谢,还是老邻居记得我!”他笑眯眯地接过去,倒在自己的碗里,把空饭盒递给我,又缩回去,说,“等我洗干净再给你!”

我嗯了一声,四处打量,桌上的绿萝长得绿油油的一片,门边的发财树也粗壮得很。他说,“随便么植物跟着我都行,就是人不行。”我抬起头,他又讪讪地笑。

我摩挲着那本教材,脑子里突然冒出我爸妈常训我的,灵机一动说,“知识改变命运!”他却又笑起来,“哟,现在又装这大人样。”

临走,他交待我,“跟你妈妈说谢谢,要是家里有粗活记得叫我!”我想起那面最后被我妈刷完的墙壁,歪头问他,“你能干啥?”他也不恼,说,“什么都行!”

老张每天看起来都很忙碌,待人愈发和善,但身躯逐渐干瘪弯曲下去。他的脾气和精神都裹挟着消散了。

后来,办公楼和家属区之间通道的门上了锁,我们很少往前院去了。那个门房搁置在那里,和老张一样孤独落寞。


听到老张去世的消息,有点猝不及防。

一次晚饭,我妈突然说,“老张不在了,肝病!”我惊呼一声,筷子斜撮入米粒中。我爸也诧异地说,“肝病,不都定时体检么?不会吧!”

我妈有点欲言又止,又扒拉两口米饭,噎下,继续说,“还是办公室出了安葬费,他一个表哥把骨灰盒领走了。”

说着,我妈眼角有点泛红。自从得了被称为绝症的病后,她淡定如常地打理家中一切,但听到这类消息,情绪会低落好几天。

我不敢追问,食不知味地吃完,收拾碗筷钻进厨房。听到我妈对我爸又小声地嘀咕着,“说是花柳病,不好到处讲啊!”

其实我那时已懂得许多,只是这藏藏捏捏的病名让我感到十分荒诞。

想起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某个中午。他在铲雪,拿着铁锹翻起花坛泥土,问我要不要月季。他说剪一只回去插上,有点阳光和水,开春就能活。冬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他的肩膀上,头发黑得发亮,脸却近乎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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